——二論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解決好學風問題
在一個古典文學的研討會上，幾位長者就當前文化領域內的某政策問題辯論了起來，從政治到社會，從歷史到哲學，極其熱烈。而在座的幾位中青年學者則默默無語，問及原因，原來是對于這些政策關注不多，平時也不太習慣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其中一位青年學者感嘆：“我們以前只是專注于做我們學科內部資源的研究，整個學術界也還沒有形成關注當代社會、關注政治生活的風氣。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向上一輩的學者們學習。”
其實何止上一輩學者，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關注政治、關注社會、關注現實方面就有著深遠的傳統。先秦諸子不必說，就是后世的“班馬”“李杜”“韓柳”，乃至歐陽修、范仲淹、陸游、關漢卿、曹雪芹、蒲松齡，再到近代的嚴復、林紓、王國維以及“魯郭茅巴老曹”等，對政治、對社會、對人民的關切已經融入了他們學術文章的血肉和靈魂，形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家國天下”傳統。
而對于“道”的追求，正是“家國天下”傳統的核心。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為之作注曰：“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歷代文人士大夫，就是在追求“道”的路上，形成了中國古代獨有的“道統”。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樹立良好學術道德，自覺遵守學術規范，講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崇尚‘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其所期望接續的，正是中國傳統文人士夫的那種“弘道”追求和“弘毅”品格。
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弘道”的關鍵，是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這便是“知行合一”的要求。明代大儒王陽明是“知行合一”的提倡者和實踐者，他認為致良知便是行，但若已經有了“知”，而并未體現在行為上，并未體現在事功上，那這“知”依然并非真知，學問也并非真學問。現實中，我們常常看到某些學者博學多聞、術業有專攻，但是說話做事卻多有習氣，道德品格多有缺憾，這樣要做出真學問、大學問來，恐怕很難。
蘇軾有言：“腹有詩書氣自華。”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如果博覽群書、好學深思不能使自己“變化氣質”，試問該何以教益他人？如果所學所思只是逃避現實、閉門造車、坐而論道，試問該如何接續“仁以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何以影響和改造身處的社會，乃至“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至于個別身為大學教授，行為卻一身“官氣”“匪氣”，甚至被人戲謔為“叫獸”者，則與“士以弘道”的價值追求不知相差幾萬里許。
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失敗被俘后英勇就義，人們從他的衣帶上發現他曾寫下“讀圣賢書，所為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文天祥這句最后的發問，足以為當今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深思與鏡鑒。（光明日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