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入籠”是反腐必由之路。在我國，權力囚籠實有兩重，即“紀律之籠”和“法律之籠”。這本是巨大優勢，在懲治打擊上可有倍增效果。然而，如紀律與法律間“縫隙”過大，或銜接不夠有斷層，卻會帶來反向效果，既造成執紀困境，也凸顯法治滯后，甚至有執紀量刑“兩頭不靠”的尷尬。如深圳市政協原副主席黃志光受賄案，公訴機關雖認為其捐往寺院的百萬賄款屬受賄，但法院卻未予認定。圍繞該案的爭議，涉及司法技術，也直指深層法治理念。 紀律和法律雖都有強制性、規范性，但不能簡單畫等號。法律是面向全體社會成員的底線標準，紀律是對特定人群行為規范和職業操守的格式化要求；紀律標準通常高于法律，但違法成本卻大于違紀成本。一旦“立法供給不足”，將導致違法亂紀成本低、收益大，甚至引發前“腐”后繼的破窗效應。特別是，立法舉措相較司法實踐可有“延時”，司法環節尤重程序正義，但不能喪失法律對“假惡丑貪”的動態打擊能力，以及對實體正義的維護彰顯功能。 按照中央部署，要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紀律防線和法律底線是打造“三不”機制的“雙保險”，黨紀與國法需“無縫銜接”，加大違紀違法成本，既以問題導向補齊法治“短板”，又把行之有效的紀律上升為法律。除修改刑法加大腐敗犯罪懲戒力度等選項，還應聚焦執紀重點。如2009年浙江某鎮衛生院院長44萬余元公款吃喝玩樂案，法院全額認定為貪污款并判刑11年，已打破“刑不上吃喝”。當前，治理公款吃喝應借鑒“網絡謠言入刑”，適時將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入罪。而將“裸官”治理納入《公務員法》框架、借鑒辯訴交易制度打擊“愈賄愈富”的行賄人等，亦可提上修法立法議程。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大盤子”中，紀律檢查體制機制改革備受矚目。把改革紅利、政策條件轉換為法治資源，也是當務之急。如從宏觀看，應將辦案以上級紀委為主等改革固化到《行政監察法》等現有法治架構；從微觀看，理順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職責與關系，加強銜接配合，對案件移送、調查取證技術和辦案證據轉換，罪與非罪的認定等，給予“更給力”的法律支撐。（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2014年第7期 高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