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蘿卜招聘”的貓膩到“火箭提拔”的詭異，從天然氣漲價的一波三折到能源局新聞辦的“家奴式”回應，從統計數據的相互打架到職能部門的相互扯皮……伴隨熱熱鬧鬧的事件，總能聽到民眾對政府質疑的聲音。這些熱點事件情狀各異，但只要是涉官、涉權都會出現一個共同規律：任憑政府或官員怎么解疑釋惑，人們就是不信。曾經言聽計從的老百姓變身成了“老不信”。“老不信”極端表達的背后，是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老不信”現象折射的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窘境。 就我國現實而言，制造“老不信”的誘因多種多樣，也許是一條信息的半遮半掩，也許是一項政策的朝令夕改，也許是一個行政執法的越界，甚至可能是一個官員的不當回答。透過這些具體而微的原因，會發現“老不信”極端表達的背后，是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當正當權利未被尊重、基本訴求未被滿足、細小聲音遭到遮蔽，民眾就會以一種失常的饕餮渲泄表達自己的不信任。 政府公信趔趄，信任的多米諾骨牌將次第跌倒。“老不信”掀開的是信任之殤。《論語》有言，人無信不立。沒有信任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沒有信任，就無法形成分工，無法發生交易，難以形成市場，經濟將萎靡不振。所以，如果“老不信”持續發酵，一旦政府公信趔趄，信任的多米諾骨牌將會朝向令社會所有成員心疼的方向次第跌倒。 政府公信力下降幾乎是一種全球性現象。約瑟夫?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美國政府公信力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驚人。比如，1964年民調顯示有3/4的美國公眾信任美國聯邦政府，而1995年同樣民調顯示只有1/4美國公眾信任美國聯邦政府。進一步的調查表明，公信力的下降具有普遍性的特點：所有層級的政府公信力都在下降，所有公共部門的公信力都在不同程度下降，所有類別的公眾都對政府信任下降，所有發達國家政府的公信力都有下降的趨勢。 隨著經濟的發展， 我國在社會進步的同時,諸多的社會問題也在疊加，公共問題的復雜性、動蕩性和多元性,導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與此同時，民眾對政府的期望與日俱增，正所謂“既要馬兒快快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加之社會環境的寬松、自媒體時代的到來，民眾對政府信任下降有其一定必然性。 解決“老不信”，關鍵在于政府轉變職能。在某種意義上講，“老不信”現象的存在有其積極意義。就像疼痛提醒人們關注疾病治療疾病一樣，它提醒政府有所作為，從而讓公信力下降的速度慢下來，下降的幅度減下來，下降的廣度窄下來。 解決“老不信”，信息公開是首選。人人都生活在羅爾斯所說的“無知之幕”中。事件洶洶而至，真相曖昧未明，隔著一層無知之幕，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人們更可能選擇事事質疑，時時警惕。信息公開是揭開無知之幕，進而建立信任的不二選擇。事實上，信息公開是政府的法定職責，理應按照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及時、準確、全面公開群眾普遍關心、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況且進入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社會清晰度越來越高，正規渠道不暢，小道消息就會滿天飛。在這樣的倒逼機制下，政府更應該對信息公開的范圍、時間、方式，民眾獲取政府信息的途徑和權益，政府信息公開的責任和追究，以及行政訴訟和國家賠償等，作出具體而明確的規定，讓公眾看到政府的責任心、官員的誠實度、行政權力運行的“金魚缸”。 解決“老不信”，需要科學民主決策。決策是行政行為的起點。決策科學、民主，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前提。科學民主決策絕不能攙入一個人、一個組織的私利，同時，需要不同主體的相互制衡。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闡明，只有當人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時，社會公平才能實現，也就是才可能避免“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政府可以改變關門制定政策、利益當事人拍板決策的路徑，嘗試由價值中立的第三方代為提出政策建議，避免利益部門化、個人化的陷阱。民主決策的主要標志是各種不同的意見和利益得到最充分的表達。由于傳統使然，過去我們習慣將民主理解為“為民作主”，現在應當變為“由民作主”，增加公共決策中的公眾參與度。凡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點工程項目，在決策前要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并以適當方式反饋或者公布意見采納情況。要完善重大行政決策“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決定”的程序規則，使各類信息、即便是對立的信息，各種意見、即使是相反的意見能夠進入決策視野，使各個利益主體的意志有表達的渠道，各種決策主體的權力有制衡的機制，最終使公共利益在政策內涵中得到充分體現。 解決“老不信”，關鍵在于建設服務型的有限政府。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說，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為人們注目的中心，全球經濟具有深遠意義的發展，使我們再次思考關于政府的一些基本問題：它的作用應該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它應該做的事。近期，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既要把該放的權力放開到位，又要把該管的事務管住管好，并指出這是提高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和權威性的必然要求。政府要取信于民，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并在其“不為”上真正后退，在“可為”上發揮最大效用。權力放得越多，民眾就越放心；事務管得越好，人民就越滿意。告別大包大攬式的全能形象，政府面對的苛責、怨氣就少；履行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基本職能，政府贏得的贊揚、信任就多。當政府整合財力、物力和精力，兜住社保的底線、補足教育的短板、熨平城鄉的鴻溝、縮小收入的差異、確保食品的安全，政府公信力就會自然回升。（黃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