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實施好農村義務教育的營養改善計劃”這句話引起社會不少關注。許多人在其中看到了政府和社會的一種良性呼應。因為從去年開始，一項名為“免費午餐”的民間慈善計劃正匯聚著越來越多普通人的愛心。
民間自發的“善”的力量，與政府的施政安排協同推進，讓人看到希望。
“免費午餐”計劃旨在幫助山區那些條件不足的小學改善學生營養，讓他們吃上午餐，其資金全部來自民間捐款。從2011年創立至今，該計劃一共幫助了163所學校的學生，籌集捐款總數達到3500萬元。
在人們抱怨“好人難做”、“道德滑坡”的今天，這一數字顯得尤為珍貴。
兩會會場上，全國政協委員楊偉剛講起了一個在電視里看到的故事：一位老人倒在地上，旁邊一個小伙子騎著自行車路過，卻沒敢直接去扶，而是又找了好幾個“證人”，才敢把老人扶起來。
全國政協委員王東林印象最深刻的，則是發生在廣東的“小悅悅事件”。當他看到視頻中18個路人從倒在血泊中的小悅悅身旁冷漠走過時，這位江西師范大學的教授腦中立刻浮現出8個字：“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在討論中憤憤地抱怨“現在的人都變壞了”。還有人追問，我們的社會到底哪里出了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葛劍雄把更多的矛頭指向教育，因為學生寫作文“從來不會抒發真情實感”，“需要寫親情就說自己父母去世，需要寫好人好事就說自己撿到一分錢”。
“一個從小就不說真話的孩子，長大怎么可能變成一個誠實的人呢？”這位復旦大學的教授說。
而致力于文化研究的王東林則認為，道德問題是處在轉型期的社會都會面臨的問題。以前，西方社會也曾面臨過相似的困境，人們缺乏信任、缺乏信仰，能夠相信的，只剩下個體對利益的追逐。在當下中國，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人們的價值觀發生劇烈變化，但與市場經濟相配合的倫理體系還沒有相應而生。同時，法律精神的缺失也進一步加劇了道德的失范。
“這些問題，單靠道德模范并不能解決。”王東林說。
全國人大代表張立勇寄望于制度和法律的建設。他提議專門立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利益，解決“好人難做”的問題。
“當道德無法調整一種現象，而這種問題又亟待解決時，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這位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說，“國家法律層面上及時給予支持，才能較大程度消除社會上‘好人難做’的道德困境。”
而全國政協委員徐世杰認為，解決道德問題，需要全社會“從上到下”的努力。
“要想教化民眾，必須要身體力行，否則你建立的道德體系，誰會相信？”徐世杰說。
來自民間的努力正在邁步前行。當代表、委員們為社會道德而憂慮的時候，“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已經在進行制度的探索：努力給該計劃尋求一種更為公開、透明的管理模式。同時，他也計劃在政府財政投入之后，讓整個計劃進行一個轉型。
“我們希望去幫助那些政府還沒有覆蓋到的、更為偏遠的學校，以及沒有被納入財政補貼范圍的、學前班的孩子們。”鄧飛說。
在他看來，受到幫助的并不僅僅是那些偏遠地區的孩子，也包括所有參與這一計劃的普通人。
“免費午餐計劃給了很多人一個機會，讓他們發現自己內心的善良。”鄧飛說。事實上，這位媒體工作者也很感謝山里的那些孩子給他的機會，讓他“發現了另一個自己”。
當人們為“道德危機”而憂慮的時候，在中國民間的土壤里，一些“善”的種子已經在悄悄地發芽、生長。北京人王偉力在自家屋子里辦起了“心目影院”，用自己的解說配合電影放映，讓盲人“看”到了300多部電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成立了“隨手送書下鄉”的組織，號召人們捐出自己不看的書，并把它們統一送到偏遠地區的“鄉村閱覽室”里。
“我們不止是在做慈善，也是在拯救中國的良心。”曾有民間慈善人士這樣表示。許多人相信，這個國家并不缺乏道德資源。(記者 付雁南 葉鐵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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