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內著名的筆桿子，胡喬木一生起草、整理了一系列載入史冊的重要文件和歷史文獻。毛澤東曾夸獎他說：靠喬木，有飯吃。鄧小平稱他是“黨內第一支筆”。胡喬木的文章為什么能夠引起這樣的反響？重讀他對寫好文章的論述，對于當前領導干部自己動手寫文章仍有借鑒意義。 寫文章要樹立科學的態度。在胡喬木看來，寫文章是為了使群眾了解和支持我們的工作，為了動員群眾，是個政治問題。“我們寫的文章關系到國計民生，關系到讓黨早下決心，作出判斷，作出決定，發動群眾，使群眾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黨的要求積極去做。”所以，寫文章必須要有科學的態度。科學態度是優良文風的基礎。有了科學態度，我們才談得到優良的文風。八股就是與科學態度相背離的文章，講來講去，“每一句話都是沒有什么意思的，都是一些概念的重復。什么道理也講不出來，什么問題也不解決”。文章形式千篇一律，內容空洞無物，害人不淺。所以，胡喬木主張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優良文風，對待所要論述的問題，無論是表達自己的思想或者批判別人的觀點，都是采取非常嚴謹的科學態度，總是經過嚴密的分析、嚴格的推理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寫文章首先要講辯證法，同時還要講形式邏輯，兩樣東西并用。 應當打破一切固定的模式。他形象地將寫文章比作蓋房子，“一個建筑要有材料，有結構，整個建筑還有設計。寫文章和蓋房子一樣，要看如何布局、設計，是否經濟、合理、實用”。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前，當時報紙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只談上層人物的活動，或者登載僅供消遣的社會新聞，但是很少涉及廣大群眾的生活。報館每天收到不少的稿件，多是千篇一律刻板生硬的稿子，寫什么都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實際上是“自己在地上畫了圈子，讓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比如，“寫除草一定是從下雨開始。寫三三制一定是黨員退出，黨外人士補遺。寫學習，一定是情緒高漲，但有缺點”。這樣，生動有趣的材料就被固定的格式束縛住了，寫文章變成了公式化，沒有了新鮮活潑的思想。 在他看來，文章要寫得生動，文氣就要有起伏，有變化，有正面又有反面，有抽象又有具體，有陳述語氣又有疑問語氣。他說：“文思不活潑的人，應該到有懸崖的海邊去看看，那洶涌澎湃的波浪，給人一種生命流動的感覺。我們的文章里，應有波濤，有懸崖，有奔騰，有沖動，有激情。”當然，他也認為別人的好文章，必須讀，必須學習研究它的結構，但任何好文章的結構都不能硬拿來自己用，寫文章不能公式化。文章的結構，應根據每次是說什么話，對誰說話而有所不同。正如裁縫師量體裁衣一樣，“最好的裁縫師，不是用衣的樣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據人的身材，決定衣的樣式”。 文章的內容要充實。胡喬木認為，無論什么樣的文章最要緊的莫過于內容。要充實文章的內容，把文字寫好，就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寫什么材料，二是用什么語言來寫。而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一篇好的文章要應做到“新”“實”“小”“清”，即材料新、語言實、題目小、對象清。 材料新，就是文章內容要有新東西。在他看來，寫文章就如同給朋友寫信一樣，非有什么話告訴別人不可。“每次有每次不同的問題，每次有每次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語調”。因此，寫文章就不能照抄別人的意思或詞句，如果把別人說過的話拿來再重復一遍，就好比是鸚鵡學話，令人生厭。因此，我們要善于運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從豐富的群眾生活中去發掘材料。他把群眾生活比作廣闊的海洋。他曾告誡記者：“只要依靠群眾的海洋，稿源是不會枯竭的”，“光會寫文章是不頂事的，光有一套新聞常識也不夠，一定要熟悉群眾的生活和群眾的心，熟悉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工作的具體過程，這樣才有指望產生出合乎人民需要的第一流記者”。 語言實，就是要寫得具體細致。他認為，有些文章之所以讓人讀起來摸不著頭腦，往往是因為喜用抽象的名詞來說明事情，這些話過于籠統和空洞，就好像霧中看人，若見若不見。而用具體的事情來說，就好像看見人的面貌，聽見人的聲音，使人覺得真切實在。比如，“只說某人在學習中有了進步，就不如說他以前做工作是怎樣，現在做工作是怎樣，以前看問題是如何，現在看問題是如何”。當然，寫文章也不能老板著面孔說些枯燥的話，要寫出一點趣味來。文章里要有適當的幽默。他把這種幽默比作是一種風，“這個‘風’不是冬天的寒風，也不是夏天的熱風，而是小電扇扇來的風。這種風可以把人吹得清醒過來，使人感到舒服”。因此，我們對所寫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輪廓的、漫畫般的觀察，必須有仔細的研究和周密的考察。 題目小，就是把題目范圍定得小些。他非常講究文章標題的重要性，認為制作標題如同畫龍點睛。“如果用‘畫龍’比作寫文章，用‘點睛’比作制標題，是非常恰當的。龍身畫得好，龍眼點得好，這條龍就活了起來。否則，龍身畫得再好，而龍眼點得沒有神，就是一條死龍。”所以，他不贊成寫文章定大題目，認為“題目大了，側面也就多了，內容也就復雜了。假如自己對于問題沒有真知灼見，自然就要拿別人的舊話來湊數。這樣不就成了萬金油八卦丹之類百病皆醫而又一無所醫的東西嗎？這樣又怎能使文字寫得不枯燥、不呆板、不奄奄無生氣呢？”相反，如果題目范圍定得小一些，就容易把問題說明得深刻精到。 對象清，就是動筆之前首先要弄清楚說話的對象是誰。我們寫文章是為了給人看的，給什么人看，要使人看下去，應該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也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他主張，寫作的時候，就像自己面對著讀者說話，就要弄清楚聽話的人“他們的生活如何，需要的是什么，想著什么事情，喜歡什么，討厭什么，然后我們才能用他們的語言，去打動他的心弦”。只有這樣，我們說出的話才會親切有味，而不是隔靴搔癢、枯燥無味。他說，文章寫得長，寫得短，寫得詳細，寫得簡單，要加解釋，不要加解釋，都要看人家了解的程度，什么文字要多加工，什么文字可以少加工，要看對象。如人代會上的報告一般少用難懂的話，否則人家提出來還得解釋。 寫好文章需要長期鍛煉培養。胡喬木是人們公認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之所以能獲得這樣大的成就，除了天賦的條件，更多的還是靠勤奮和實踐。他勤于讀書，善于思考，堅持聯系實際鉆研理論。他讀書之多、知識面之廣是少見的。正如朱镕基同志所說的，“你跟他說話，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東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東西，你看不到邊”。 胡喬木一生沒有放下過他手中的筆，他為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報告、講話、指示，寫過大量的理論文章、新聞評論。1958年，胡喬木和夫人谷雨到毛澤東那里去，毛澤東向谷雨談起胡喬木寫文章的事，坐在沙發上，把手平放在前，離地面約有兩三尺高，比劃著說：“喬木寫的東西，大概有這么多！”在外人看來，像胡喬木這樣的大手筆，文章還不是一氣呵成嗎？其實，據谷雨回憶，胡喬木的文章也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寫成，有時直到送去排印時還在修改，幾乎沒有最后“定稿”的時候。正如胡喬木所說：“我的文章都是改出來的。” 當然，優良文風不能僅僅從寫作過程本身來解決。胡喬木認為，一篇寫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對他所要寫的東西作了長時期深入觀察的結果。有的文章是需要很快寫出來的，而且可以寫得好，但那并不是作者在一個晚上就把寫作的本領都準備好了，而是長時期鍛煉培養出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