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改進文風的要求以來，新聞媒體迅速行動，改文風的勢頭很好。不過，有些現象也需要注意。
為什么要改進文風？一個直接的目的，是為了改變那種令人生厭的空話套話、公式化、文件化的文風，使我們的報道、文章為群眾喜聞樂見。表面上看，的確有個“迎合”的問題，要迎合群眾的需要、受眾的喜好，但一味迎合就不對了。正確的方針是：既要“迎合”，更要“引導”。
以媒體的批評報道為例。現在，群眾對很多事情不滿意，對政府的抱怨不少，媒體對政府的批評報道、批評聲音會受歡迎。近期一些媒體和網站上，充斥各種負面新聞和批評聲音。負面的東西一條新聞可以炒幾天，甚至翻來覆去炒，正面的聲音一報而過，轉眼就煙消云散。一個典型例子是：不久前西南財經大學一個研究中心發布報告稱，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61，被各類媒體大量報道和熱炒；1月1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過去10年我國基尼系數的變化情況，其實是對西南財經大學數據的回應。結果，沒人質疑西南財經大學的數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卻遭到圍攻，被批評為“連童話都不敢這么寫”。難道國家統計局這樣的國字頭的專門機關，真的不如一所大學的調查數據更可信嗎？
媒體熱衷于批評政府，這在世界各國都一樣。可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西方發達國家有成熟的法治文化，已是定型的法治社會，媒體批評基本不影響政府依法施政。而中國離法治社會還有很大差距，政府施政主要靠自身權威和民眾信任，媒體的過度批評和質疑可能會損害政府權威和公信力。事實上，中國政府的工作表現在當今世界各國中是很好的，連西方輿論也很難否認這一點。這是一個最大的真實，對政府的過度批評有違這個真實。
一方面，媒體的輿論監督是很必要的，對于政府端正執政理念、提高施政水平和能力有重要促進作用，對各種腐敗、特權現象保持輿論高壓也很必要，中國社會對思想輿論多樣化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強；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矛盾凸顯和問題多發期，改革發展需要凝聚共識、攻堅克難，如果媒體熱衷于“扒糞”、“揭丑”，大小官員丑聞不斷、政府形象灰頭土臉，又怎么能保證政府高效施政、社會團結和諧？
再談“快餐式”閱讀問題。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心態浮躁，許多人急功近利，在讀書、看報、學習思考上花的時間和精力太少，“快餐式”閱讀盛行，看報看標題，上網找熱點，讀文章、讀書都是浮光掠影。這種狀況絕不是什么好事，既不利于社會理性和思考力的增強，也不利于文化的創造、積累和傳承。但這可能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的“階段性”現象，很難避免。
面對這樣的現實來改進文風，不適應不行，連眼球都抓不住，其他什么都談不上；一味迎合也不行，靠聳人的標題、火爆的文字、短平快的信息、呼嘯而過的熱點吸引人，結果很可能是跟著“感覺”走，被非理性的聲音牽著鼻子跑，怎么談得上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壯大主流思想輿論？
跟風起哄容易，獨立思考難，真知灼見并不容易獲得。面對喧囂的輿論環境，需要更多的人有“定力”，能夠靜下心來思考，堅持說真話、講真理，少寫那種迎合潮流、嘩眾取寵的文章，多寫真正能把道理講深講透、講在點子上的文章。真正有思想的東西，也許不會引起一時的轟動，但會在讀者思想深處引起觸動甚至震撼，作用深刻而長久。
還有媒體受眾分化問題。中國社會正在日益多元化，人們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興趣點、交際圈，這是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發生變化的更深層原因。任何一種媒體，已經不可能覆蓋全民，電視這種最大眾化的媒體也面臨受眾分化的問題，不同的節目有不同的觀眾群，那種舉國同時看一檔電視節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就要求，改文風切忌“一刀切”、“大鍋燴”，而是要認準定位，增強針對性。
媒體傳播的目標受眾不同，改文風的要求也不同。以黨員干部為主要對象的黨報黨刊，和以普通市民為對象的都市類媒體，對文風的要求自然不同；黨報、大報不應該向都市報靠攏，主流媒體不能向網絡媒體看齊。簡單地以文章長短論英雄、以受眾多寡論高下、以轟動效應論輸贏，是對改進文風的誤解，那樣就容易走偏，使媒體無所適從。
總之，改文風不能只考慮“迎合”而放棄“引導”，不能放松對輿論導向的把握，不能急功近利。改進文風，對媒體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是最需要下功夫解決的。（孫 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