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戰略機遇期，扭住發展不動搖，這既是過去10年我國取得輝煌成就的基本經驗，也是未來10年應遵循的一個基本要求。搶抓機遇，乘勢而上，對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至關重要。
一、“戰略機遇期”是體現發展規律與時代特征的科學論斷
戰略機遇期通常是指由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能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條件和契機的，并對其國際地位、歷史軌跡等產生長遠和深刻影響的特定歷史時期。一些國家正是站在戰略高度，抓住發展機遇，成就了大國地位，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政治和經濟版圖。15—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家抓住地理大發現的時機，發揮航海優勢，率先獲得發展與崛起的機會。18世紀，英國以工業革命為契機，順勢而上，一躍成為世界強國。20世紀40年代，美國利用二戰后的和平時期，借助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為標志的科技革命，樹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歷史經驗表明，能否抓住機遇，科學謀劃并推進發展，是一個國家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的關鍵。
進入21世紀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大變動、大重組，其中孕育著諸多機遇。站在新世紀之初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重申，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黨中央站在時代發展和戰略全局高度，在全面深入分析國內外形勢基礎上做出的科學論斷。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為我國集中精力搞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國際環境的基本態勢仍是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國際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全球各地的生產、金融、科技進一步融合，逐步形成完整而統一的世界市場，為我國和平發展帶來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資源和市場的新機遇。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促使世界政治經濟格局進入一個大調整、大變革時期，共同應對危機使合作成為新的時代潮流；發達國家影響力總體下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影響力總體有所上升，我國在多極化的國際分工中地位進一步提升。
國內發展條件十分有利，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從發展基礎看，30多年的較快發展，為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從發展要素看，21世紀前20年我國的“人口紅利”由數量和價格優勢向素質優勢轉化；儲蓄率高，資本供給充足，能夠支撐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從需求角度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工業化推進帶動產業升級，城鎮化推進帶動基礎設施升級，國內需求潛力巨大。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在短期內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但并沒有改變我國發展的基本格局與大勢；相反，應對危機促使我國物質、技術和體制基礎更加改善，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復雜局面能力進一步提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為我國加快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市場經濟體制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明顯進展，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初步形成了在政府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體制，為我國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突破，為我國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當前世界正處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初見端倪。歷史上，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常常伴隨著一場新的科技革命。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各國不斷加大科技投入，出臺一系列鼓勵科技創新的政策，以綠色、智能和可持續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這為我國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科技創新推動的跨越式發展，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二、過去10年，我國把握“戰略機遇期”取得了輝煌成就
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始終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創新發展理念，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嶄新篇章。
從國內看，我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03年至2011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高于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6.8個百分點；經濟總量從2002年的世界第6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公共財政收入由2002年的1.9萬億元增加到2011年10萬億元，為更好地發揮政府職能作用奠定了堅實的財力基礎。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級計算機等尖端科技領域實現重大跨越。政府調控與社會綜合管理能力明顯提高。有效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戰勝了非典、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樹強烈地震、甘肅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扎實推進，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取得積極成效。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快的時期之一。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施，各類各級教育快速發展，醫藥衛生制度改革穩步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實現歷史跨越，建立了政府投入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了惠及城鄉困難群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大規模實施，文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扶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提前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使絕對貧困人口和饑餓人口比例減半。
從國際看，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邁上新臺階，已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從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對外貿易總量躋身世界前列，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涉外投資增長迅速，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對外直接投資居世界第五。參與國際財經交往與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建設性作用。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果斷出臺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一攬子計劃，使經濟率先實現了回升向好，有力支持了世界經濟的復蘇；同時，我國積極參加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參與聯合國改革、氣候變化談判、糧食和能源問題等重要國際議題磋商，成為二十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上的重要角色，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過去的10年，我們勝利完成了“十五”、“十一五”規劃確定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實踐充分證明，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作出的各項重大決策是正確的。10年取得的成績來之不易，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貴，創造的精神財富影響深遠。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始終堅持把握戰略機遇期，扭住發展不動搖。
未來10年，我國處于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后半程。從國際環境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從國內看，我國勞動力素質改善，基礎設施日益完善，物質、技術和體制基礎更加牢固，企業競爭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不斷增強，政府宏觀調控和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明顯提升，社會環境總體穩定，我國發展的重要機遇期仍然能夠得到延續。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較為突出，面臨著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
從外部環境看，我國的快速崛起，已引起一些西方國家的不適和防范，今后的發展可能將面對更大的外部壓力和更復雜的國際環境。政治上，“中國威脅論”再次升級，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將會在經濟、政治及軍事等領域加強對我國的戰略遏制，影響和平、發展、合作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可能增多；“阿拉伯之春”引發的政治動蕩還在蔓延，大選之年政權更替增添了各種不確定性，我國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趨于嚴峻。經濟上，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少發達國家制定了“回歸制造業”的規劃，特別是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掀起發展綠色能源科技和低碳經濟的浪潮，使我國不僅傳統產業競爭趨于激烈，新興產業發展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國際事務上，“中國責任論”悄然興起，國際社會在溫室氣體排放等方面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發展的壓力進一步加大。
從國內條件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條件開始發生變化，制約因素仍然較多。其一，市場經濟體制亟待完善。行政性配置資源、價格管制、資源性產品定價機制等體制機制性問題突出。其二，生產要素總量約束正逐步顯現。人口老齡化正在加劇，原有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退，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參與國際競爭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難以為繼。其三，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受到挑戰。部分地區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主要依靠物質投入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與資源環境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其四，財富集中、貧富差距擴大等矛盾比較突出。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和期望也在增加，對社會公平和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收入分配不公有可能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新瓶頸。
三、繼續把握好戰略機遇期,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環顧我國所處的歷史方位與面臨的形勢格局，可以判斷我國依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為此，我們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牢牢把握住這一重要的機遇期，努力將我國發展推上一個新的臺階。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時完善經濟發展戰略。發展戰略轉型對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具有重要作用，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積極調整與主動完善經濟發展戰略。一是變趕超戰略為要素稟賦優勢發展戰略。正確認識我國資源能源稟賦不足的客觀現實，切實降低經濟增長對環境資源等生產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走集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二是變不平衡發展戰略為和諧發展戰略。要積極完善非均衡的區域發展戰略，大力推進主體功能區建設，充分發揮各區域比較優勢，創造形成新的增長極。三是變出口導向、投資導向型發展為消費主導型的發展戰略。要把擴大消費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要堅持以促進消費增長為核心，轉變思想觀念，完善激勵機制，從過去對投資、出口的政策激勵逐步轉向對消費的政策激勵，從過去補貼出口轉向補貼消費，建立鼓勵消費與可持續消費并重的政策體系。
著力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為科學發展提供體制保障。發展要靠改革來推動，這是我國30多年來快速崛起的一個基本經驗與法寶。一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鼓勵、支持和引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打破行業壟斷，放寬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格局。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落實好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二是深化資源配置方式改革，以價格改革為先導，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取消商品行政性定價機制，大力發展各類要素市場。三是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清晰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優化轉移支付結構。深化稅制改革，全面實施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四是深入推進政府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加大政府向市場、社會轉移現有職能的力度。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特別是簡化投資項目審批和核準流程。五是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改善和提升發展動力。深化科研機構改革，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發揮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基礎性功能作用，建立健全風險投資機制，實現科技創新、金融服務與產業的有機融合，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適應國際形勢新變化，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把握好運用好戰略機遇期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利用好外部發展環境，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在政治上，要加大對國家戰略的研究，分析和化解各種“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努力營造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政治環境。在經濟上，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堅持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相結合、對外開放與轉型升級相結合、“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優化進出口貿易結構；擴大對外投資規模，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全面提升對外經濟交往水平。在國際事務上，要注重研究、充分應用國際規則，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承擔國際責任，積極主動參與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不斷增強國際影響力。
不斷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創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和諧穩定社會環境。堅持民生優先，完善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及政策設計，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繼續實施就業優先戰略，通過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盡快解決分配不公問題，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堅持教育優先，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標；繼續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努力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全覆蓋；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著力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要不斷創新社會管理體制，著力構建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事業發展的新格局，支持和鼓勵社會力量興辦社會事業。健全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提高政府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建立健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機制、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社會矛盾糾紛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以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財政部副部長 王保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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