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2月5日，中共十六大閉幕半個月后，新當選的總書記胡錦濤帶領中央書記處領導等前往西柏坡學習考察。在那里，胡錦濤向領導干部們重溫了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告誡全黨：“成績越大，喝彩聲越多，我們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我們肩負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可能遇到的困難和挑戰還很多，我們必須始終謙虛謹慎、艱苦奮斗！”
中共是從西柏坡出發走向執政的“趕考”道路的，10年前新的領導集體在西柏坡再次重申了“趕考”精神。10年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始撬動既定的國際秩序并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當口，執政黨有必要再次重溫“兩個務必”。作為一個從“艱苦奮斗”起家、對危機有著敏感意識的執政黨，中共能夠經受種種所謂“崩潰”、“分裂”的考驗。而同任何一種長久執政力量一樣，在事業有成之際，卻同樣會積累“精神懈怠” 、“能力不足”、 “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積弊。
傳統歷史的經驗證明，在所謂“盛世”之下，必然埋藏著危機的種子。最典型如康乾盛世，文治武功何等耀眼，但在光鮮的外衣下，奢靡之風、官員腐敗、官民離心悄然滋長，對世界大勢更是渾然不覺。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保持“清醒的頭腦”至關重要。
就拿“第二大經濟體”這頂帽子來說，首先是30多年改革開放和國人辛勤工作打拼出來的。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也會掩蓋很多實質性問題。且不說中國人均GDP仍在世界排位100名之外，戴上這頂帽子也有西方輿論竭力炒作的因素。這也是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原因所在。
不能不提的是日本，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取日本而代之。不過，這也與日本在20世紀風光無限、后被美國狠狠打擊之后，行“韜晦”之計有關。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董小君在《財富的邏輯》一書中曾經介紹，在遭受美國沉重打擊之后，日本改變了鋒芒畢露的競爭態勢，以一種悄無聲息的方式向全球擴張。其中策略之一就是，以GDP取代GNP的統計方法，刻意弱化自己，把中國推向前臺。
GNP把一國國民的產值，包括在外國的企業的產值都計算在內，但外資在該國內的產值不計算在內。GDP相反，計算的是一國國內的產值，外資的產值也計算在內，本國在國外的產值則不包括在內。中國的GDP是超過了日本，但日本一年的海外銷售所得就高于我們的GDP。同時，日本確定了“宏觀世界的弱者，微觀世界的王者”的發展策略，放棄了制造業和金融業的諸多世界第一的帽子，而在關鍵環節上加深投資所在國對其的依賴。
于國內而言，GDP世界第二也在撕裂著中國社會。一方面，我們反復以GDP的比重來橫向對比，作為維持現有實際已經夠過度的政府汲取社會財富比例的依據，而另一方面，在諸多重大民生問題，以GDP衡量的投入比重，卻遲遲難以到位。在GDP這塊大蛋糕中，工資和福利只占約1/3。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國富民窮、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尖銳，社會矛盾的解決和改革大業的推進由此也日顯迫切。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一個尖銳的問題就出現了：在一個絕大多數人都辛勤工作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里，為什么還是生計艱難，幸福感得不到提升？
這在所有的所謂“盛世”年代里，都是一個預兆。“新左”的出現，與此有莫大關系。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過剩與無力消費的對比，是產生任何“左翼”思潮的基本經濟原因。物美價廉產品供應歐美國家，做大了GDP，國內老百姓卻享受不了多少，是“左翼”思潮敵視歐美的現成經濟理由。而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對立，尤其是官民矛盾的突出，更是一些人懷念甚至美化計劃經濟年代的現實原因。
因此，今天執政黨面臨著新的“趕考”任務。這次“趕考”的難度相當巨大，可以說，“硬骨頭”更多了，如何啃下硬骨頭，其成效如何對于執政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影響深遠。十八大因此也應當被作為又一次執政黨維新的開始。如果用一句老祖宗的話概括此次趕考精神的話，那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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