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就像是一列開足馬力全速奔馳的龐大列車，向著現代化進程呼嘯駛來，既有傲人的成績，也有速度沖擊同時帶來的問題和隱憂。此時，能主動回頭看，慢下一味沖鋒的態勢，不僅求快而更求穩，回望我們民族一路走來的過程，從中尋求成敗教訓、總結得失經驗，古為今用、借古鑒今，這是一種非凡的胸懷智慧，一種成熟的治國方略，正是中國文化中所說“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體現，能把握一種不過激又不保守的適度原則。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學問體系分為了經、史、子、集四部，大體來看，經是指儒家典籍，史是指歷代史書，子是指諸子百家，集是指文學藝術。經為綱，因為“經”這個字本身就有恒常不動的意思， 中國歷史中的治國者、理政者，在主體上皆以儒家經典思想為指導理念，因此史部中所記錄的歷史風云、朝代變遷，也就在以事實說話、在以史料佐證，反映著歷朝歷代對于經部的理論運用情況、得失成敗教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的，“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蕩的深刻教訓。”這種對于歷史的重視、對于歷史的學習，是中華民族歷來的傳統。 古代的治國理政者，十分注重總結歷史、以史為鑒，很多出色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史學家，比如司馬光，北宋宰相，官歷四朝，主持編纂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而唐太宗說“以古為鑒，可知興替”，《晉書》說“前車之覆軌，后車之明鑒”，《韓詩外傳》說“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 這都是在表明，要以歷史的前車之鑒，作為當今的后事之師。 事實發展也印證著，對于歷史的態度，影響了一朝興亡。比如同樣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大地、統帥華夏政權，元、清兩朝對于歷史敬畏心的截然不同，就導致了家國發展的大不同。元代蒙古政府，從主觀感受出發，否定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思想道統，取消科考制度、重劃職業等級、歧視儒學教化，使這個外來政權在中華大地上怨聲載道、難以久存，不到百年便轟然倒塌， 因為它完全割裂了歷史，成為沒有根基無法長生的浮木，興也忽焉，亡也忽焉。而清王朝在考慮穩定社會的問題時，便充分借鑒了元朝的失策，修前史，崇漢學，使這個異族政權基本順延了中華民族主體文化，一統天下268年。 雖然，并非歷史的就是要承襲的，并非本土的就是要恪守的，但是發展必須要立足于歷史，正如創新必須要來源于傳統，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治理，也都要對待好 它的傳統文化。 歷史的行進，有著長河漫漫中的固有態勢，也有在現代化轉型中的新河道探尋。然而，歷史進程改進的是手段和方法，不變的是人類社會對光明大道、對至善目標的追尋。我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國家，對于富強、文明的目標是不變的，變化的是現在能夠比過去更民主一些、更法治一些；我們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社會，對于和諧、友善的向往是不變的，變化的是今天可以比昨天更公正一些、更平等一些。 昨天、今天、明天，過去、現在、未來，三點連成一線，串連出歷史發展的慣性和趨勢。制度方法探索變遷可以超越，價值理念從古至今一脈相承， “知止而后有定”，目標的確定才是道之所在。 而我們當今社會的目標確定，就是“中國夢”的理想實現，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實現。復興，是綜合國力強盛繁榮的發展，是中華文明歷史雄風的重振。 也如《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大國是一道佳肴，現代化廚藝，改善的是爐灶的科技、廚具的衛生，可能還加入了西式的食材、時尚的調料，但要追求菜品美味這個宗旨始終不變，廚藝精神和烹調經驗永遠是不可或缺、不能拋棄的。 而且，我們要烹制的，畢竟是一道中餐，是中國人熟悉的口味、習慣的風味、適合的營養，因此，就絕不能數典忘祖或一味崇洋媚外，絕不能忘本悖德而需飲水思源。這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還說：“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然要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從我國的現實條件出發來創造性前進。” 中國道路源自以史為鑒的道路進步，中國模式來自立足本土的模式 發展，中國文化襲自古為今用的文化傳承，中國精神承自 源遠流長的精神志氣，這便是我們在今天的一份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更是我們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文化自信。（子曰師說曹雅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