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偉綜合材料作品《尋找焦裕祿》。作者駐扎在蘭考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并長期在現場采集觀眾圖像，之后選取了上萬張照片，經裁剪拼貼而成這件作品，意在采用記錄的方式表現人民對焦裕祿的懷念之情，形象地展現焦裕祿精神從人民中來，在方寸間聚合強大的社會正能量，體現藝術家對人民公仆與典范、歷史與現在、懷念和傳承、環境與人物等諸多精神層面的思考。
徐冬冬作品《詩系列組畫第3號——國風》。徐冬冬，1959年出生于北京，從事繪畫已40余年，早年研習中國畫，尤其推崇南宗山水和徐渭、八大山人畫風畫境，講究“心造境”，注重“師造化”。其山水畫追求冷逸的意境，人物畫善用潑墨技法，花鳥畫蒼老渾樸。在研習中國畫的同時，他還堅持對西方繪畫的學習，并于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嘗試中西融合之路，作品既有東方的理念和情感，又融入了西方的色彩，畫風逐漸向抽象轉變，而后涉獵裝置藝術等形式。進入新世紀，他由中國哲學的概念切入，致力于抽象繪畫創作，并試圖在與西方抽象繪畫的結合中探索新的繪畫語言，同時在技法上運用拼貼以及紙雕塑與繪畫相結合等表現形式，創作了《圍與不圍》系列、《四季》系列等作品，探討人類文明的演變，描繪著他對宇宙生命的體悟——冬去春回的吐故納新、新生事物的靜雅以及百花爭艷之后的凋殘之美。（立京）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這一思想既是文藝創作的核心命題，又是文藝工作者職業修養的價值導向。 服務人民 塑造人民 文藝為人民，是幾十年來我們黨的文藝工作的根本方向。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于1942年5月，抗日戰爭正進入艱苦卓絕的階段，人民解放事業遠未完成，毛澤東同志對其時的狀況作了分析：占全國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在當時，文藝戰線與軍事戰線是并置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注釋中引用了列寧的話：它（文藝）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在講話中，毛澤東同志疾呼文藝應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在這里，文藝是喚醒人民、塑造人民的動員方式和斗爭武器。 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從三個方面闡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思想：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塑造人民。在這里，人民指的是全體中國人民，既是中國這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社會共同體，又是優秀傳統、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熏陶下的文化共同體。習近平同志強調，“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這無疑體現了文藝的人民主體性的提升。 “人民的主體性”不僅指人民作為文藝的對象，而且指人民是體察檢驗文藝的主角；不僅指人民是藝術創造中的實踐者，而且指人民是孕育和驗證文藝發展的廣袤大地；不僅指人民是偉大的文藝史詩的劇中人，而且指人民是偉大的文藝史詩的劇作者。隨著新中國60余年的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人民的文化素養與審美水平日益提高，人民日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藝創作和接受的主體。這與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與積累是分不開的。它既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同時也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扎根大地 深耕大地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普及工作的迫切性：“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致，因此也比較難于生產，并且往往比較難于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而要普及就需要先聽懂群眾的語言，毛澤東同志強調，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文藝工作者應該虛心去接近、去學習、去熟悉，要求干部和文藝工作者與普羅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系列思想，催生了當時解放區的文藝創作的深刻轉向，在新中國誕生之后的歲月里，主導著中國藝術的發展。美術界一方面積極地向民間學習，催發了新年畫、連環畫等藝術樣式的勃興；另一方面，普及的意識成為一種重要內涵，潛化在中國畫改革、油畫創新等一系列藝術發展之中，至今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今天，習近平同志在強調普及的同時，還強調將人民作為中心、作為根源、作為高度的要義。一方面，他冀望文藝工作者“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實際強調的是文藝不能脫離生活，強調的是從一個共同、共生的文化生活層面出發，“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示了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對文藝創作提出的要求在更新，文藝工作者所面對的不只是普及的問題，還有如何提高的問題。“高峰”不僅代表著一個民族的創造，還營造著一種風氣，從而促進著相關領域的自我完善和更高層次的追求。在美術創作領域，中國畫作為民族的藝術，尤其要樹立高峰意識，以對民族藝術的堅守和拓展為己任，重建當代文化聯系，再造東方藝術高峰。 在講話中，習近平同志還對文藝充滿著熱切的期待。他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熱切呼喚藝術家要擔此重任，就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是一個重要入口，從這個入口深入下去，我們得以了解生活、認識時代。同時，從這個入口深入下去，我們還將接受生活的磨練和塑造，通過深耕大地、扎根大地，完成一個漫長的生命塑造，由此藝術家成為真切的生活中人，成為潛伏在生活基層的警覺的“哨兵”，從一個人的生活觀照轉化而為一代人的歷史觀照，從一個人的生存遭遇轉化為一代人的共同命運，就像我們從油畫《父親》中看到所有中國人的父親，從木刻組畫《秋瑾》中看到一代東方人的覺醒。 人民品格 時代現場 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見證者；是劇中人，也是劇作者。這形象地勾畫出了文藝的人民主體性。這種主體性以生動的品格活在藝術作品中，活在文藝創作的進程中，支配和推動著時代的藝術創作。 “人民”富有時代的精神。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深刻指出，文藝創作不要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要塑造出富有時代精神的人民形象。抗日戰爭時期，蔣兆和在淪陷區創作的宏幅巨構《流民圖》，深切地揭示了戰亂和饑荒年代流離失所的流民的悲慘境況，濃郁的現實主義手法彌散著悲憫情懷，強烈地鐫刻著那樣一個時代的印記。羅馬尼亞藝術家科爾內留·巴巴曾有一幅名作《從田間歸來的農民》，描繪一群典型而生動的山民從背景的暗色中走出，充滿了那個時代特有的人民思想。當有人反復追問這群人從何處歸來又去向何處時，巴巴憤怒地回答：“他們正從畫面的左邊走向右邊！”對于真正的繪畫來說，表達人性的時代精神是最重要的，去向的細節不過是贅述。 “人民”是有肉身的。人民是藝術的靈魂，藝術是人民的肉身。習近平同志提倡藝術家應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創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上世紀30年代初，魯迅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吸引了中國一大批愛國青年，由此創作出一批具有“肉身”之感的人民形象。1935年，廣州青年版畫家李樺創作了木刻版畫《怒吼吧，中國》，描畫了那個時代的民族影像。在上世紀民族解放和新中國建設歷史上，美術以其強烈的形象感，塑造了一批極具人民性的時代精品。那些匍匐前行的勞動者形象，那些化身成山河的就義者的身軀，連綴成新中國的文化精品長廊，連綴成一代代后來者與歷史的情感絲線。王式廓的《血衣》，以一個不在的身軀，宣示對于罪惡的控訴，正是其中生動的一例。這些文藝創作的肉身集體地塑造了人民，塑造了與我們“血肉”相連的精神共同體。 “人民”是有根性的。習近平同志強調，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活水源頭，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人民的根性在生活中，只有扎根生活，才能把握根性，才能找到可資重建和再造的自我表述機制的根源性因素，去對接創作的源頭活水。如何既“接地氣”又“攀高峰”？“地氣”與“高峰”是不矛盾的，只有根扎得深，藝術的峰巒才能攀得高。“生活”到底是什么？是異鄉風光的采風掠影，還是時代生活的深耕大地？是即物即景的記錄，還是真正影響和塑造我們一生的、賦予我們創造生機和活力的生命現場？美術界有“寫生”的民族傳統，有扎根生活的生動榜樣。美術工作者中既有扎根民間、源于基層的創作者，也有很多畫室里的苦斗者、寂寞的守望者，他們都既接地氣又攀高峰，在他們的身上接活著人民的根性，延伸著人民的根性。 習近平同志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重要思想，既是一份深切的誡勉，高屋建瓴地揭示了文藝創作人民主體的核心，蘊含指導文藝創作的重要思想；又是一種殷切的鼓勵，向我們直抒胸臆，傾吐出對創作無愧于時代和偉大民族的文藝作品的熱烈期冀。我們不僅要學習研究，而且要化為行動，自覺踐行這一重要思想，以優秀的作品回饋重托，回饋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人民。（許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