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上強調，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正在大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必須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好。此次會議釋放出的以創新驅動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明確信號，既契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也提出了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和主要任務，對于提升我國原始創新能力和綜合國力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當前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最佳時機 創新驅動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來的。他以其鉆石模型作為分析工具，提出任一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必須經過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等“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既前后相繼、依次推進，又彼此相容、互動影響。波特的“四階段論”不僅試圖描述一國在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動力因，也指出了一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突出特征和基本樣態。 按照波特的理論，要素驅動主要依靠諸如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來獲得發展動力和競爭優勢，由于過分依賴于資源要素，這種方式比較原始和粗放，對資源的索取和破壞也很嚴重，缺乏發展的可持續性。投資驅動則是以資本投資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競爭優勢的獲得主要依靠投資供給的推動。在這個階段，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有較為強烈的投資意愿和擴張沖動，再加上大規模引進和模仿國外技術，從而迅速形成規模化經濟，國家也因此進入快速增長的“趕超期”，但是，在這個階段也會出現產能過剩和資源緊張等問題，最終出現財富積累緩慢、投資效益遞減的趨勢。 可見，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只是一國在其經濟社會發展初期的發展方式，二者前后相繼、此消彼長，也相互膠著、相互影響。過度依賴資源消耗或依賴高儲蓄、高投資固然可以獲得快速增長，但如果不及時轉型為創新驅動，則這種增長可能因為缺乏技術進步的支撐而走向發展的終結。前蘇聯的結局和南美阿根廷等國出現“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前車之鑒，這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是一記警鐘。一般說來，創新驅動指的是以創新作為主要推動力的發展方式。這種創新既包括了技術創新，也包括體制、結構、組織、人力資源和分配機制等方面的創新。創新驅動不僅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轉型，這表明技術、經濟層面的創新與社會層面的創新是相輔相成、互動促進的關系。另一方面，創新驅動雖然是為解決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但并不排斥和摒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作用，而是按照創新的需要并立足于創新的基礎來整合不同的要素和投資，更好地發揮要素和投資的效能。 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先是采取了生產要素驅動的發展方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國又進入了高儲蓄率的投資驅動為主的發展階段。在投資驅動階段，政府不斷加大投資力度，逐步完善各項基礎設施，支持和鼓勵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技術裝備，擴大產能，以要素優勢和投資規模形成了較強的競爭力，使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但是，隨著企業完成了資本積累，我國綜合國力也逐步增強，原先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突顯出我們當前抓住戰略機遇、盡快轉向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科技水平的整體躍升，也為我國轉向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提供了現實的可能。 縱觀當今世界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確實是一個很難跨越的門檻。南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給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教訓。二戰后成功實現轉型和跨越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也給我們提供了積極的經驗。中國大陸能否順利轉型及如何轉型，事關“中國夢”的實現和后代的民生福祉。應該看到，現有體制機制的缺陷，對投資驅動的路徑依賴，以及傳統慵懶的思維方式等，都會給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帶來嚴重掣肘。現在亟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向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的轉型；同時，還應該以創新驅動戰略為抓手，既推進技術的創新和經濟的轉型，也推進社會、文化等的創新，通過創新驅動引領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發展。 多管齊下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的國家戰略 一要解放思想，破除阻礙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迷思。實施國家創新驅動戰略，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阻礙推進創新驅動的各種思想障礙。當前有兩種思想傾向值得注意，一是梯度發展論，二是單線創新論。前一種理論主張，世界各國、國內各地都是呈現梯度發展的態勢，我國與西方發展國家相比還不具備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基礎和條件。這種理論看到了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差距，但沒有看到我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綜合實力、創新能力、發展要求已出現很大改變的客觀現實，蛻變為一種機械的“靜態定位論”；后一種理論將創新驅動戰略片面地理解為技術創新，而不提與技術創新相匹配的體制創新、文化創新和社會創新等其他方面，割裂了技術創新與其他方面創新的內在聯系，無視創新驅動戰略對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乃至生態帶來的深刻變化，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二要凝聚共識，構筑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頂層設計。創新驅動戰略既是一個國家戰略，也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抓住科技創新這個核心，也需要教育、文化、社會、政治等相關領域的創新相配套，因此，需要構筑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頂層設計和宏觀布局。重點是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加快研究提出創新驅動發展頂層設計方案，抓緊修改完善與創新驅動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在一些省區市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當前，一要出臺實施創新驅動的國家規劃和配套政策，形成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高度共識；二要根據創新驅動的需求，研究實施中央和地方財政科技資金管理的改革方案，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亂；三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再選擇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工程進行協同攻關；四是大力推進政府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繼續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都充分活躍起來，形成推進科技創新發展的強大合力。 三要以人為本，實施更加積極的創新人才引進政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要實施國家創新驅動戰略，高層次、優結構的創新人才和創新團隊必不可少。要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于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關鍵是用好現有人才和引進高端人才。首先是信任和重用本土的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激發他們的創新激情；對有培養前途的創新新秀，要加大培養力度，提供創新平臺，創造各種條件讓他們快速成長；其次是加強招才引智，實行招資與聚才并舉，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引進海外人才是必要的，但應進行必要的考核，以便引進真正的領軍人才和拔尖人才。同時，引進了人才還要留住人才，要想辦法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比如子女上學、醫療、社保等相關問題。 四要多極并舉，推動各省市形成具有特色優勢“創新極”。在科技資源配置上，北京因其獨特的政治地位而獲得最多、最高的資源配置，理所當然成為我國原始創新“第一極”；上海也因為城市地位和資源優勢而在創新驅動戰略中具有“第二極”的原創領先優勢。但是，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單靠北京“一極獨秀”或者北京、上海“二極并發”都顯然是不夠的，還應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研究在一些省區市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形成幾個具有創新示范和帶動作用的區域性創新平臺。這就需要按各省、市不同的資源稟賦、技術優勢和區域功能，培育和建立與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匹配的若干“創新極”，通過多極并舉、“眾星攬月”，形成我國多極發展的創新驅動宏大格局。目前，廣州、成都、西安、武漢、沈陽等特大城市都具有這樣的資源稟賦和特色優勢，可望成為創新驅動多極格局中的“一極”。國家有關部門要加快政策研究和供給，推動這些城市借助驅動發展戰略實現跨越式飛躍和全面創新發展。 五要協同創新，加快推進官產學研的深度融合。國家創新體系已抓了多年，現在更需與時俱進。關鍵是政府要繼續轉變職能，推進政府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首先，要真正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特別是要落實民營企業在創新領域的國民待遇，實行更加寬松的科技包括軍工領域的準入政策，推動民營經濟參與國家創新驅動戰略和協同創新項目；其次，要推進以原始創新為目標的基礎研究。對于那些“拿不來”“買不到”的關鍵核心技術，必須從基礎研究領域抓起，要在基礎性、探索性、戰略性領域，超前部署一批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在這方面國家要有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再次，要發揮高校和科研機構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突出作用。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投入最大，但主要投入都指向大學、聯邦實驗室等機構；我國要重視發揮大學、科研機構的優勢，對大學的基礎研究進行重點扶持，這對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十分重要；復次，要繼續推進科技與金融的融合。要調整創新投入的金融政策，鼓勵設立科技風險投資機構，鼓勵高科技企業參股銀行等；最后，要全方位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既要堅持“引進來”，也要積極“走出去”，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與國外科技、產業進行深度對接，全面提高我國科技創新的國際合作水平。（羅交晚，作者單位：廣州大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