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他高度概括我國歷史上的治國方略，指出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古代治國立政思想，“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認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習總書記這段話所總結的治國理政之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堪稱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筆者不揣淺陋，試分五點略論之。 “民本”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石 民本思想發源于上古，發展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戰國，且被歷代治理事實所證實。《尚書》記載，虞舜時，皋陶說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謨》）大禹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并且對后世留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的訓誡。殷商時，盤庚對民眾有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盤庚中》）周朝取代商朝，周公總結前朝治亂的經驗教訓，指出“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酒誥》），并把民情和上天意志相連，所謂“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誥》），發展了民本思想。春秋戰國社會大動蕩，民眾作用更加凸顯，民本思想受到有識之士重視。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左傳》桓公六年）；史嚚說：“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莊公三十二年）；楚國搜刮民財，斗且認為：“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國語·楚語下》）。諸子百家治國思想各有所重，民本卻是共識，比如，孔子認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即配得上“圣”的稱號（《論語·雍也》）；墨子說：“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墨子·尚賢中》）；《管子》說：“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治國》）；《韓非子》說：“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問田》）。孟子的“民貴君輕”與“民心”之論，更將先秦民本思想發展到新高度。 先秦時期形成的安民、愛民、利民、得民心等豐富的民本思想，后世續有發揮，歷代史實也證實了民本思想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漢初的文景之治離不開采取減輕賦稅、與民休息的政策；諸葛亮出色的治理能力，體現在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三國志·蔣琬傳》）；唐代貞觀君臣深以“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為誡（《冊府元龜》卷五十八），謹記“君舟民水”；明太祖厲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明太祖文集》卷一）的農本政策，清代康熙帝訓導官員“凡為政者，只求實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讬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三十八）？整體上均取得較好治理效果。民本思想之所以成為傳統政治文化的根基，在于它認識到民眾是社會的主體，民眾利益和訴求是一切社會治理的基礎。政治文化中的相關論述，往往是以民本為中心和基礎而展開的。 “德治”是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 在古代禮樂文明中，社會治理主張實行禮治，也就是德治，這是民本思想在治國理政上的必然結果。最早記載德治的傳世文獻依然是《尚書》，皋陶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皋陶謨》）周代以德和天命轉移解釋夏商周更替，“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因此要“慎德”（《旅獒》），做到“恫癏乃身”“若保赤子”（《康誥》）。周厲王時，芮良夫說：“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逸周書·芮良夫》）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產說得更直截了當：“德，國家之基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德治的根本，是正確處理好禮與法的關系。在具體實踐中，周公主張“明德慎罰”，他代表周成王對康叔作出訓誡：“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悔鰥寡，庸庸，袛袛，威威，顯民。”以明德為原則，就需“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即斷案刑罰要合理，不能憑個人喜惡（《尚書·康誥》）。后來孔子也明確提出要“為政以德”，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為此，要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輔，“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周、孔之論，為孟子、荀子所繼承。孟子從德、仁出發提倡仁政，荀子從禮出發推重禮治，隆禮而重法。西漢獨尊儒術后，德治逐漸成為全社會認同的核心治理理念，周代的“明德慎罰”被發展成為“德主刑輔、禮法合治”的基本策略。 古代思想家還從禮法的起源上強調德的重要性，提出法要符合民眾的要求和意愿，《慎子》曰：“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商君書》曰：“法令者，民之命也。”（《定分》）法和刑在執行層面重公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韓非子·有度》），“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貞觀政要·刑法》），均表明法刑的精神是公、信、義等德之范疇。德與禮的關系更為緊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概括為：“德者，禮之本也。”因此，正確處理禮法關系，“道之以德”，這是社會治理的最高準則。 得人用人是實現德治的基本保證 在實施德政的過程中，得人用人是決定性的因素，也是治國安邦的必要條件。《論語·堯曰》記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治國之臣）十人。’”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認為：“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商君列傳》） 得人先須識人。《尚書·皋陶謨》提到“亦行有九德”，即以九種德行查驗人，“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子提出“聽其言而觀其行”，也是識人的方法。在人才確定之后，唯才是舉最重要，“茍得其人，雖仇必舉；茍非其人，雖親不授”（《三國志·許靖傳》）。歷史上秦用楚材、不計前嫌、不問出身的用人范例俯拾皆是。量才而用、揚長避短、務實不求虛名等也是必要的用人之道。 用人要管人，治吏是實施德治的保障，“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韓非提出“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治吏主要靠監督、考核和法律，中央監察機構如御史府（臺）、都察院，地方監察如州刺史、道、按察使等，形成了獨立的監察體系。以道德、才能、功績等指標考核官吏，依據結果有相應獎懲。如明代“稱職者升，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付法司罪之”（《明史》卷七十一）。官制規定，如任用地域回避、推薦責任連帶、官員定期調動等也能實施監管。無數事實證明，以法治吏很重要，“法平則吏無奸”（《商君書·靳令》）。自唐以后，歷代法典對貪污等行為都有詳細的懲治規定（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 為政得人是為實施德治提供人才基礎，用人管人是為德治加強制度保障。 正己修身是德治對官員的基本要求 正己修身是官員個體行為規范，也是實施德治對官員修養的基本要求。《尚書·皋陶謨》：也“慎厥身，修思永”。孔子論政有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孟子則從理論上概括：“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修其身而天下平”（《盡心下》），齊家治國首先修身。《禮記·大學》又將修身系統化，提出“修齊治平”的理想模式：“身修而后家齊，家齊然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是普遍性的要求。從官員為政言，修身包括修德和修能。修德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豁達的胸襟、廉潔奉公的精神等政治素養為重。北宋富弼提醒負責地方官考核、厲行整頓吏治的范仲淹說：“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北宋地方行政區劃）哭耶！”（《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修能即提高治理才能，求知和實踐是基本途徑，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禮記》卷五十二）總之，正己修身最終是為了為政以德，造福一方，強國利民。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論高居廟堂，還是身處江湖，都能先天下憂、后天下樂，堪稱政治家中正己修身的楷模。 正己修身能養成良好的從政素質，加強官員的治理能力和道德自律，是施行德治的途徑。 制度變革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歷史發展進程中，經濟和民情瞬息萬變，制度變革勢在必行。古代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具有變革意識，認識到社會治理應因時而進，不能為一己私利茍且因循。孔子認為，夏商周制度雖一脈相承，也是有變化的，“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易傳》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商君書·更法》說：“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呂氏春秋·察今》說：“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對待先王之法要“法其所法”，即遵循立法精神，而非墨守成規。漢代，不少思想家把居安思危、改易更化說得更明白。公羊學大師董仲舒說：“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書·禮樂志》）漢末思想家仲長統說：“事有乖于數，法有玩于時者，可改也。”（《后漢書》卷四十九）宋代王安石變法，他明確指出：“因循茍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幸一時，而不可曠日持久。”（《王文公文集·上時政書》） 制度變革目的是促進社會治理，為長治久安和國強民富提供保障。《商君書·更法》說：“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于禮。”商鞅因變法死，但新法暢行于秦國，為秦統一中國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既要堅持民本與德治的原則，又要與時俱進。歷史上的重大改革最終取得成功者，必是那些適應社會發展，符合民眾需要的變革。政治變革，如秦漢之際結束諸侯分封，建立政治大一統，經過百年調整，到漢武帝一系列更化改革，才基本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體制問題，穩固了大一統政治。經濟改革，如唐前期實行與均田制相適應、以人口為征稅單位的租庸調制，隨著歷史發展，均田制逐漸瓦解，到唐中期改行兩稅法，按資產征稅，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發展，其基本原則為宋元明所沿用。 綜上所述，民本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石，德治是民本的治理要求，同時也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核。用人管人保障民本和德治的實施，而正己修身既是自上而下對官員普遍的修養要求，又是官員個體修身的需要。制度改革方能適應發展中的民情社情，為長治久安提供根本保障。這些傳統政治文化理論，都曾經在治國安邦、社會治理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時刻，習總書記總結這些歷史經驗，意義十分重大。對于學術界而言，應該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對古代政治文化遺產進行認真的清理、深入的研究。（周國林 張祥干：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