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紀(jì)念魯迅的一文中說：“一個沒有偉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憐的民族；而一個有了偉大人物卻不知用正確的方法去敬畏去紀(jì)念去珍惜的民族，則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
端午節(jié)即將到來，吃粽子、賽龍舟可能是比較廣泛的紀(jì)念方式，而我只愿手捧《離騷》，讓思緒越千年，去那個戰(zhàn)火紛爭的年代，與屈原來一次邂逅。
閃爍的霓虹燈映照著一群看不見影子的行人。有多少人能記得《離騷》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殉國之志；有多人知道《天問》里那一百七十多個射向天空的連珠炮似的發(fā)問？又有多少人能把屈原與眼下的端午節(jié)接通？我們在這個浮躁的時代紀(jì)念，可我們到底在紀(jì)念什么？
我們崇拜和懷念屈原，更多源于他的愛國和抗?fàn)幘瘛?/p>
讀屈原，《離騷》是打開其精神世界大門的鑰匙。這部誕生于屈原壯年的巨著，卻透著一股視死如歸的悲壯，“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既然“美政”不能與君王共謀，那我只能隨彭咸到江水中尋覓我的歸宿。視死如歸的背后，一種濃重的家國情懷躍然紙上。
屈原對祖國的愛是樸素而真誠的，《橘頌》可看做是他的愛國宣言：“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樸素動人的語言，閃耀著他愛國情愫的源頭性光輝。
但后人更推崇的還是《離騷》。淮南王劉安曾這樣評價到：《離騷》兼有《國風(fēng)》《小雅》之長，體現(xiàn)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fēng)范，可“與日月爭光”。這已經(jīng)是極高的贊美了，但司馬遷表現(xiàn)的比他更激動，他在《史記》屈原傳里不僅照錄了劉安的評語，還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并論。盛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是屈原偉大完滿人格的寫照。
而屈原詩歌風(fēng)格的形成源于他的遭遇，這種國家風(fēng)雨飄搖的動蕩時局，使他在空有一腔熱血而不得其所的情形之下縱情高歌，以宣泄自己內(nèi)心的壓抑和憤懣。政治使得屈原成為一個生命的悲劇，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位置，使之成為最具有中國詩人典型特征的文人形象。
正如陸侃如所說的那樣：兩千年來，所謂“讀書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讀他的作品的，讀了也沒有一個不崇拜的。兩千年來，不知多少作家受到過屈原的影響，并以他為楷模。所以揚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說屈原死了便“無堪與言”，所以蘇軾說他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只有一個屈原。這就是詩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就是他斗爭的武器。
屈原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在于他自身精神的偉大。無論是其體現(xiàn)的“忠貞精神”，還是“抗?fàn)幘瘛保紟в羞h遠超過常人的強度和力量，才能對后世產(chǎn)生長久的震撼力。
面對“瓦釜雷鳴”的黑暗王朝、“邑犬群吠”的黨人群小，他響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在無法再參與朝政的情況下，屈原舉起了自己的筆，用《天問》、《離騷》、《九章》等蓄滿忿火的詩篇，向昏庸的楚王、囂張的黨人開戰(zhàn)。這些詩作，就像恩格斯在稱贊歌德時說的那樣，“完成了一個最偉大的批判的功績”。
我們懷念屈原，其實是尋找一份安全感。當(dāng)我們的國家強盛到?jīng)]有外敵可能構(gòu)成威脅，當(dāng)人們視愛國為本能而不需借助歷史人物來鼓舞愛國意氣，當(dāng)我們都能挺起腰桿敢于向一切壓迫和諂媚說不時，“愛國”和“抗?fàn)帯睂⒉辉偈窃u價屈原的重點，我們也就能把屈原作為一個往昔的純粹賢哲和詩人還給歷史。而他憂國憂民的嗟嘆和對郢都的凄愴呼號，都將成為一種遙遠的歷史回音，留在他的作品中，成為讀者淡淡的歷史回憶。（陸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