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開完了,一些代表、委員們議論國是的精言妙語猶在耳際。可能有國家領導人對于“尖銳而不極端”的建言鼓勵在先,方使這屆“兩會”間言論的尺度放得更寬一些。但即便如此,我仍感代表、委員們在履行自己的政治職責時太“客氣”了一點,尤其是人大代表,按照我們的制度設計或角色定位,他們理應更少美言,更多質疑。而實際上,我聽到他們順耳的聲音還是大大多于“尖銳而不極端”的意見。當然,這或許要有個過程。 聯想到電視中一些國家和地區民意代表與地方主政官交鋒的一些場面。面對前者的窮追猛打乃至聲色俱厲, 后者只有百般解釋、求得諒解的份。我的一位留學英倫的朋友也見識過類似場面:電視中,堂堂的一市之長,竟被一位市民代表質問得滿臉窘迫,令同學這外鄉人大開眼界。在這里,誰是主人,誰是公仆,實至名歸,不言自明。難怪我方百姓常有感慨:還是我們這兒的官好當呵! 不過百姓的感受卻與一些地方官員迥異。尤其十八大后,中央八項規定下達,蒼蠅、老虎被不斷曝光,所謂“官不聊生”的說法也不脛而走。一家電視臺于全國“兩會”期間開設了一個對話節目,采訪者將一個問題拋給了我國法學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當下“官不聊生”的說法? 暫且擱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愿先以自己現實中的經驗回應這一問。我一位政府官員朋友就與我閑聊,這些日子在外吃飯(當然是公費)頗不容易,進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拍照。又說清明快到了,上墳還得找輛私家車,以免公車私用曝光。說過這些,朋友自嘲:現在真是“官不聊生”呵! 我當然對此前官員們的生存狀態略知一二。多年前曾通過熟人關系到某縣一游,竟驚動了一縣之首長。雖不過為區區縣處級官員,那種動用公家資源有如掏私囊待客的做派(可能自掏腰包并非如此大方),令我等瞠目。而毫不夸張地說,放眼四顧,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于中國大陸處處皆然。 如果硬要拿“官不聊生”說事,香港倒有現成的例子。前香港財政司長梁錦松的請辭,不過因購車不報稅;廉政公署官員湯顯明僅因宴請內地官員超標就下了臺,問題是,先前在內地,哪里去找這樣的“標準”,誰又拿這“標準”當回事? 回到江平先生的回答(大意):中國現在的整治貪腐還僅是開始,離深入到基層還早著呢,何來“官不聊生”。真以為“官不聊生”者,還是以獲取利益為當官之目的,這于公于私都極其危險矣;若如此,又何必選擇當官! 我想說的都在江平先生話里。僅提醒一點:且看當下世間奔那一官半職的趨之若鶩,便知所謂的 “官不聊生”到底與真實有多遠。（梅明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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