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文化的世界性與本土性有機結合的產物,其中所有內容與因素都是傳統與現代、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雙向對流、相互滲透與包含的結晶,它同時又是常變統一的開放體系,是流動、變易著的,而在流動、變易之中又有普遍的常道。習近平總書記最近特別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啟發我們思考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 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中國這一地域上,生活于斯的各時代、各地域、各民族的人群,其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復雜多樣、豐富多彩。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各族群、各文化與宗教,在這里不斷碰撞沖突,交叉整合,多樣統一,和而不同,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從上古先民至今,中華文化雖歷經曲折變化,不斷改易,然頑強地一以貫之地延續了下來,沒有被外來文化的沖擊所中斷,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在人類文明史上,尚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具有如此的柔韌性、連續性。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了內在自我的獨特精神,且具有很強的包容融合、吸取消化并進而同化不同文化的能力。 中華文化的根源在六經之中。劉勰《文心雕龍》說:“經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鴻教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樂》經不傳,又謂五經)并不神秘,是夏商周三代時期人們的生活世界的記錄或反映。六經是諸子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經的精髓是什么?是對天地、生命的敬畏,肯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對“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義社會的憧憬,對人文價值理念、多彩多姿的文化與多種審美情趣的追求,自由人格與相互關愛、和諧與秩序的統一,自覺對歷史與現實予以評判褒貶,豐富的天地人相接相處的智慧,包括動態平衡的中道等等。其中凸顯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特征:保留了對天的信仰又偏重于人文實務;特別肯定人與自然,人與人,家族、宗族內外,族群、民族、宗教之間,人之內在心靈與身體生命之間的融合;重視教育,強調禮樂教化與道德精神;有很強的歷史意識,善于總結歷史經驗,鑒古知今,究往窮來;重視實踐精神,知行合一,通經致用,明體達用。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文化下移。孔子繼往開來,整理六經,創造性地轉化三代尤其是周公以降的文化傳統,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基本規模,尤其是點醒、凸顯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愛”精神。以“仁愛”為中心的仁、誠、忠、恕、孝、悌、禮、義、廉、恥的價值觀念體系為爾后的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繼承、弘揚。在政治文化上,儒家強調王道、仁政、德治,有民本主義、民貴君輕的傳統。 漢代奠定了中國的基本格局與治國范式。朝野關注的焦點是“內裕民生”與“外服四夷”,因此尤其強調文治武備。中國文化的一種取向,即文化觀念重于民族觀念,文化界限深于民族界限。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的性格中的“和合性”大于“分別性”,主張寬容、平和、兼收并蓄、吸納眾流,主張會通、綜合、整體、融攝。我國漢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較之羅馬的武人專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我國陸地與海洋的絲綢之路開辟甚早,中國人對外從來沒有殖民、侵略、種族滅絕的傳統。孔子講“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倡仁愛,泛愛眾,修身律己,與人為善。孫中山先生接受蔡元培先生的建議,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作為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中國人幾千年愛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我們講謙讓,同時不主張屈辱的和平,以自衛國家為大義,對侵略者一定要予以嚴懲。中華民族的忠義英烈千古傳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這一指示十分重要。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國現代文明的基礎,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的立足之地。只有把優秀傳統文化坐實為我國現代化與現代文化的“本根”(不是枝葉)、“本體”(不是功用)、本位(不是客位)和“主體”(不是客體、對象),才不至于左右搖擺,迷離失據。由此而開出的現代化才真正是我國的、健康的現代化,這當然不是要排斥借鑒人類其他古今文明的精華與優長。 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 周代的官方教育,是以六經為中心的教育。《周禮·大司樂》指出,讓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教國子。而樂教中的六德是:忠誠不偏私,和而不同、剛柔適中,恭敬,恒常,孝敬父母,友于兄弟。這六德就是當時的核心價值觀。在“天下”觀的指引下,樂教的功用與目的是:“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 據《國語·楚語》,春秋時期即使在楚國,也有傳習六經的傳統。從楚莊王時期的大夫申叔時回答莊王如何教育太子的資料中,不難知道楚國君臣也強調詩禮之教,重視仁德、孝順、忠誠、信義的價值指引。 傳統道德仁、義、禮、智、信“五常”和禮、義、廉、恥“四維”是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中華民族基本道德觀念和道德準則的總結,源于春秋,確立于漢代,是安定國家、穩定社會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規范。 “維”是系物的大繩,四維是春秋初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及其后學——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們提出來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是治理國家的四條大綱,離開了這四條大繩的維系,國家可能會滅亡。官員、百姓懂得了禮、義、廉、恥,就不會做出超過本分、違背常規的事,懂得羞恥,不隱蔽自己的惡行,這樣,國家就會強盛。禮、義、廉、恥之說,后被儒家所接受。明清時代,“孝、悌、忠、信”與“禮、義、廉、恥”結合起來,稱為“八德”。 “五常”指五種基本的道德原則“仁、義、禮、智、信”。孔子以前的思想家與孔子已分別提出了這些道德原則。子思、孟子明確指出“仁、義、禮、智”四德。西漢賈誼、董仲舒正式提出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之道,將這五種基本道德原則視作人的“常行之德”。東漢班固等撰《白虎通義》和王充撰《論衡》,都指出仁、義、禮、智、信是“五性”、“五常”,重申它們為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中華民族最普遍、最重要的道德規范,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圣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功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宋代以后,四書取代五經,下移民間,遠播海外,五常、四維、八德等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成為整個漢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的精神文明。“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成為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信條與“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一直到今天,我們從老百姓身上還能體會到這些善根的存在,如天津蹬三輪資助貧困學生的白芳禮,湖北的信義兄弟等。可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土壤與基礎。 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五四“全盤西化”思潮,特別是文革“全面反傳統”,對我們的文化之根傷害甚深。近30多年來,權力與金錢拜物教盛行,人們開始反思意義世界的失落與安身立命的危機。民間自發掀起了所謂“國學熱”“儒學熱”,以彌補體制內的國民教育中傳統文化基本知識與教養的嚴重不足。民間對中國自己本土文化的價值理念與人生智慧有了需求。官場腐敗的嚴重,也使人們認識到,除了制度、法治的完善,還有官德、吏治的整飭和重建問題。我國古代這方面的經驗十分豐富,值得借鑒。 我們的文化自信來自于文化自覺,即應當真正了解中華文化自身的寶藏及歷史上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全盤西化派、文化虛無主義與自戕主義者全面否定中國文化,有很多所謂的根據其實是無據,是“莫須有”,是以他們想象中的西方來批判想象中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有關中國文化的系列指示,實際上是要通過四個“講清楚”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增強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尤其是價值觀自信。 五四以來,一直到今天,我國思想界流行所謂中國國民性的討論,其中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成分,也有對中國文化與國民性中的陰暗面的深刻自省、檢討,這是有益的。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這里也非常復雜,不排除有西方、日本的一些人以所謂“劣等人種”對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惡意歪曲、貶損。乃至今天的一些年輕人一談起中國的國民性,就只有劣根性而沒有優根性、自根性。有的人把人類各民族都有的某些病態、負面的東西全都算在中國人頭上。我們中華民族與文化在世界上延續了幾千年,當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即民族精神,有自己的價值系統。這些價值曾經對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世界上幾個著名的《人權宣言》與《世界倫理宣言》,都借取了孔子、儒家價值觀的“仁愛忠恕之道”。中國現代文化與道德文明建設,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資源的“徹底決裂”“斗倒批臭”“信口雌黃”上,這也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思想遺產的繼承。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只有振興優秀傳統文化,調動其積極層面,參與現代世道人心的重建,才真正可以調治國民中不盡如人意的文明教養的缺失。多維厚重的中華人文精神超越了單維度、平面化的西方啟蒙理性與功利主義,對人類的生存發展有著深長久遠的價值,對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補偏救弊之功。(郭齊勇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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