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看待漢學家的研究成果上，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誤區：與中國人的認知越是相似，就證明對中國的理解越是深刻，就越是優秀的漢學家。我就曾經聽到某位教授在演講中發表了這樣的論調：某某漢學家所發表的觀點，是最靠近我們中國學者的觀點的，這實在是難能可貴。但我從來都不這么看。 正好相反，如果到美國亞洲學會的年會上開會，或者到哈佛廣場的書店里挑書，我最傾向于忽略的，往往倒是那些用“中式英語”寫出來的作品——我這里是指那些先被我們在國內訓練出來，又考托福去那邊移民的所謂“漢學”學者，他們的東西往往最是一覽無余，聽個開頭就知道后面想說的是什么。都是熟悉的套路，沒有什么新鮮的知識。 所以，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漢學作品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它們能給我帶來新奇感或具有顛覆性的認知。而這種顛覆性說到根上，是來自它們在文化上的異質性。雖然漢學分明是在討論著中國問題，卻仍然屬于西學的一個分支，貫注的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視角，凝聚了西方學者對于中國的思考，而不是對中國文化的簡單復制。 非常寶貴的是，正是由這種思考所產生的異質性，才構成了不同文化間取長補短、發展進步的動力。反過來說，要是所有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觀點與認知都變得與中國人如出一轍，我們反而就失去了反觀中國問題的參照系。正因此，我一直都在主動追求并組織引進這種知識上的異質性，盡管外國漢學家們也經常以不靠譜的“亂彈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 此外，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有機部分，漢學著作已經構成了國內新一代學人的必讀書籍，有些學者甚至以“漢學熱”來形容。而對于它們的持久不斷的閱讀與消化，也持續地突顯了“中國研究”本身的跨文化性質。換句話說，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一位讀者只是在關心著中國問題，他的閱讀視界也必定屬于跨文化的。 然而同樣的，我們也一定要警惕這些作品的異質性和顛覆性。特別是，由于它們采取了“中國研究”的形式，并且討論著中國歷史或現實中的細部問題，其異質性和顛覆性就往往更加難以被人自覺地意識到。若不保持警惕，國內的漢學研究者往往會被國外漢學家的觀念所同化， 原來是以別人的視角作為參照，卻讓別人的視角變成了自己的視角。 作為一個可資對比的例子。比如臺灣一些研究機構，其主干力量基本都來自美國研究生院的東亞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更像是美國漢學的一個支部，根本不敢懷疑他們老師的觀點。大陸的情況雖然才剛開始，但也已經有唯恐“學得不像”的苗頭，從文章的標題到研究的立意，莫不如此。更嚴重的是，看穿問題的癥結，其實當今知識界很多無端的滋擾與迷局，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被漢學家訓練出來的“漢學生”們所引進的。 于是在一方面，我們必須懷著強烈的求知欲，自覺意識到任何一次開卷，都是在主動擁抱新異的知識。我們決不能如此故步自封，只指望有人以其獨立的研究，來驗證我們固有的和老舊的知識，不能因為某個漢學家的結論跟我們中國人一樣，就認為他是難能可貴的。否則我們從中什么都學不到。 但在另一方面，對于這種跨文化閱讀中的異質性，我們又不僅要知其然，還更要知其所以然，不能盲目崇信這些新異的觀念。要具備深厚的漢學史知識，從而了解那些漢學家的言說背景，了解那些學術話語的來龍去脈，了解別人可以說出來的和不便說出來的，以便同時看穿他們的“洞見”與“不見”。 身為中國人，我們的未來還要取決于自己對于中國的了解和判斷，以及自己基于這種知識而做出的文化選擇。不管是什么樣的知識和范式的更新，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慮和處理，而不是亦步亦趨地聽憑別人發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算得上是善于利用跨文化閱讀中彌足珍貴的漢學資源，才能在中華文化與不同文化的映照中豐富自己。（劉東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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