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少賢呼吁，讓所有醫學院校和大型醫院成立醫學倫理委員會。制定嚴格的倫理規范和程序，通過嚴格的倫理評審，確定捐獻器官的應用是否違反倫理道德。 近日，心力衰竭的12歲男孩經過廣西到北京的愛心傳遞，成功移植了21歲葉勁的心臟。葉勁腦死亡后，他的肝、腎和眼角膜還被其父捐給了另外5人，挽救了多人生命。日前，湖北8個月大男嬰胡永卓因病離世，他的父母也將其器官組織捐出。據新華網等媒體報道，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數量僅次于美國，但器官的來源成為最大障礙。你愿意登記為捐獻器官志愿者嗎？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手機騰訊網進行的一項（41230人參與）調查顯示，44.7%的受訪者表示愿登記為捐獻器官志愿者， 但61.8%的受訪者不信任目前的捐獻體系。 調查中，90后占35.3%，80后占44.3%，70后占11.0%。 10.6%受訪者曾遇身邊親友需器官移植 調查顯示， 10.6%的受訪者坦言，曾遇到過身邊親友需要器官移植的情況，86.3%的受訪者表示沒有。 2003年，來自北京的劉川奇處于肝硬化晚期，在醫生建議下進行了肝移植手術。“當時還沒什么人知道肝移植，我也是抱著最后的希望去搏一下，等了一天就等到了肝源，一個肝源5萬元。”后來劉川奇從醫生那里得知自己的肝是來自一個死刑犯。“我現在管理著一個有900多人的QQ群，群里都是進行過器官移植的患者及家屬。有親屬捐獻的，也有和我一樣情況的，但沒聽說有誰用的是其他民眾自愿捐獻的。” “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每年完成的器官移植例數超過200例，但仍緩解不了供體短缺的矛盾。僅以肝移植為例，現在等待捐獻的病人近百人，平均等待時間超過3個月。” 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副主任醫師李威介紹，目前器官主要來自紅十字會和衛計委下屬器官捐獻部門，還有一部分是來自患者的直系親屬。 “我國每年100多萬患者等待著器官移植，其中約30萬患者若不進行移植就會死去，不像有些患者可以通過透析等維持生命。”紅十字會總會下設立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洪俊嶺說，截止5月3日在中國人體器官管理中心登記的志愿者23606位，已見證成功捐獻1698例。 據他介紹，最后約90%的志愿者都未必有機會捐獻器官。因為登記之后會進行嚴格篩選，“比如有些志愿者老后器官會出現衰退，就不能進行移植。此外從登記到死亡捐獻之間有漫長的時間，會出現種種變化，而我們不會強制別人去捐獻。”洪俊嶺說。 44.7%的受訪者愿登記為捐獻器官志愿者 你愿意登記為捐獻器官志愿者嗎？調查顯示，44.7%的受訪者表示愿意，45.4%受訪者則并不愿意。 62.0%的受訪者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捐獻的器官能用于“器官移植”，僅有5.4%的受訪者希望用于“醫學研究”。27.0%的受訪者覺得“只要有用，怎樣都可以”。 來自慈溪的27歲的王陽，近日在“施予愛”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上已登記為志愿者。“很早之前就想捐，只是不知道途徑，后來知道這個網站就去登記了。我只是想通過自己小小的力量去讓一些人減少痛苦。反正人都死了，與其被燒掉，還不如捐了救人一命。” 今年47歲的北京軍區司令部退休軍人陳雷在2003年進行了肝移植，大病初愈后于2004年搭建了“中國器官移植網”。“我不知道我的肝來自誰，但作為器官移植受益者我很感恩的！所以才建立此網站，希望能幫到更多器官移植的人。等我死后，我很愿意捐獻我的器官，把這份愛傳遞下去。” 對于不愿意捐獻的具體原因，受訪者給出了“不信任捐獻體系”（61.8%）、“使用者不感恩”（24.3%）、“法律缺位、權利義務不明”（17.3%）的答案。還有的則是出于“求完整、求安寧”、“親友不同意”和“不合禮俗”等方面的考慮。 家住寧夏銀川的“60后”賀玉真覺得，自己死后器官被拿走是件無法想象的事。她認為即便是自己同意，兒女也很難接受。“不過有時候也想，能將自己的一部分換在他人身上延續，也許是更好的念想。” 浙江理工大學大三學生郭子健，也表示不愿登記為志愿者，但他的阻力更多在于擔心自己捐獻的器官被如何使用。“如果捐獻者得知自己的器官被通過一系列的暗箱操作，甚至涉及金錢交易和權力尋租，那么他們還樂意捐獻嗎？” “有人對捐獻體系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少賢認為，因為我們當下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保障，沒有嚴格的程序和操守良好的專門機構，人們會容易覺得有關程序不透明。 56.0%受訪者期待建立透明程序，明確分配路徑 怎樣才能消除人們對人體捐獻的顧慮？ 調查中，“建立透明程序，明確分配路徑”（56.0%）、“打擊非法器官買賣”（17.9%）、“制定捐獻法規來監督捐贈”（15.3%）居于前三位。此外，8.3%的受訪者認為民眾需改變傳統觀念。 在北京25歲的化學方向研究生洪原正看來，器官捐獻的供求很有可能也是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讓每個有需求的人都得到捐獻是不太可能的，但關鍵是要通過透明的路徑和嚴密的制度把雙方的預期統一、穩定下來。“這里面可以隱藏的灰色地帶太多了，患者的焦慮，供體的擔憂，醫療機構的疲倦，往往讓好事變味。” 洪原正認為，現在都講究社會創新管理，器官的篩查可以讓權威部門做，其他環節也應交給社會組織，這樣會更有效率。 “早期國家把任務交給紅十字會，但某些事件讓紅會信譽受到了挑戰。近兩年衛計委又開始自建器官捐獻系統，如果想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就必須透明和公開。”李威認為。 對此，洪俊嶺回應，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不負責器官分配。“我們一方面負責向公眾普及關于器官捐獻的知識，進行宣傳；另外一方面負責器官捐獻志愿者的登記報名，屬于中間協調方。” 李威介紹說，目前器官捐獻最成功的國家都在歐美等地區，如美國有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簡稱UNOS，負責全美的器官捐獻。“目前國內還是各自為政，但國家衛計委已經著手將全國的供體捐獻納入統一管理當中，國家也在努力。” 陳少賢建議，要系統地消除人們的顧慮，首先應由國家和各地成立或指定專門的機構負責，政府給予必要的投入；在法律法規層面，全國人大或國務院或衛生計生委員會要對此進行明確規定；同時要建立一套嚴格的管理流程和規章制度，“公布有資質接受捐獻的機構名稱，對未經許可便開展器官捐獻移植工作的機構和個人依法處置。” 陳少賢認為，還應讓所有醫學院校和大型醫院成立醫學倫理委員會。“制定嚴格的倫理規范和程序，通過嚴格的倫理評審，確定捐獻器官的應用是否違反倫理道德。”另外，還要向全社會大力宣傳，形成積極風氣。“紅十字會、愛心組織和社會相關機構可以搞簽名運動，鼓勵大家成為捐獻志愿者。要讓大家感受到這種愛的傳達是偉大的，是毅然決然的善舉，是值得人人學習的榜樣。”陳少賢說。（記者 孫震 實習生 孫慶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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