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甚至取消檔案保管費，都不是最終目的，提升人事檔案公共服務質量才是關鍵 檔案保管費，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大學畢業了，如果不是到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工作，檔案就成了“流動人員人事檔案”，要交給就業地或戶籍所在地的就業服務機構保管，于是便產生了托管費用。 近日，有媒體跟這筆錢較上了真。據報道，一些大城市每年收取的檔案保管費超過1億元，而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多達數十億元。如此巨額的費用，去向卻成了謎，目前尚無省份公開人事檔案保管費的收支明細賬目。 檔案管理，轉入轉出、開具證明等等，的確要人力、要場所，有一定的成本。不過，從現代行政倫理來看，卻不一定有花銷就有理由收費。人事檔案的使用方和受益者是國家和社會，就業服務也屬于公益服務，所以檔案保管應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即便委托就業代理公司保管，費用也應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消化，而不應轉嫁給個人。由此來看，檔案保管費的合理性的確存在問題。 而且，這樣一筆收入，收多少、怎么花，也需要有個交代。根據往常經驗，以罰沒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為代表的政府非稅收入，由于收支不透明，常常被當事部門隱瞞和挪用，甚至被截留私分。當然，這并不能證明檔案保管費就一定存在類似問題，不過如果不說清楚，難免會遭致懷疑。況且，在依法行政、政務公開、財政透明日益成為共識的當下，于法有據、于事合理、有效監督，本就應該是各種收費的基本前提。 更關鍵的是，應提升人事檔案公共服務質量。事實上，高收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檔案管理的覆蓋面大大減低。一些工作不穩定、收入較低的大學生為躲避繳費不惜違法違規，私下保管自身檔案；更多的人則選擇停交檔案保管費，成為“棄檔一族”，部分地區“死檔”比例超過兩成。現實中，管理不善造成人檔脫節、檔案造假的情況也時有所聞，更不用說辦理相關事務時的不便了。 何以解憂，惟有改革。用改革理順收費和服務的關系，服務型政府才能真正成為現實。只要加快簡政放權改革，取消和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才能遏制權力自身的收費“本能”，增強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促使政府職能由前置審批管理，更多轉向后置監管和提供服務。去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要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管理制度。從檔案管理費的例子看，當前亟待提上日程的，是理順和清理各類收費，減輕公眾負擔，倒逼相關部門產出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事實上，江蘇、山東青島等地，已經邁開第一步，率先取消了檔案托管收費，更多地方的就業服務部門，還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更重要的是，要推動檔案信息電子化建設，建立全國統一的電子檔案系統。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新要求，更是信息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新方向。（李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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