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有差異的，因而人有的具備正義的德行，有的不具備。柏拉圖的《理想國》開篇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正義者和不正義者誰活得更為幸福？換言之，正義能給人帶來什么？ 古希臘詭辯哲學家色拉敘馬霍斯回答說：“正義是強者的利益。”這句話也就是說：帶給強者利益的屬性就是“正義”。 人類既往的歷史證明，強者獲利并非是與“正義”相關的過程。相反，政治強權、經濟強掠、社會關系中的專制強暴等等，往往應判為不正義。然則色拉敘馬霍斯的命題，雖然悖謬，卻又確乎道出某種“事實如此”，不正義者比正義者活得要好。 柏拉圖及其師蘇格拉底，則既想證明正義者自身非利益的本質，又想說出正義者終歸是“活得最好的人”。但這似乎是個“兩難”。 蘇格拉底疾呼：“你以為這是件小事嗎？它牽涉到每一個人一生的道路問題——究竟做哪種人最為有利。” 但是詭辯家的命題堅固地立著，他高聲爭辯：“你想象中的牧人，把牛羊喂得又肥又壯，是為了牛羊的利益，而不是為牧人自己的利益嗎？你離了解正義與不正義、正義的人與不正義的人，簡直還差十萬八千里呢！” 的確，有的人為謀取利益，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有誰還在關心“正義”二字，哪個“牧人”放牧是為了牛羊的利益呢？那種遙遠的人類精神的“夢想”，在今天破滅了，業已成為癡話。 事實上，歷史上存在的一切正義的品格，在人性的祭壇上都是偉岸的！當普羅米修斯把正義給予人類的時候，他便已把自己作為“犧牲”奉上祭壇。孔子為行道席不暇暖，顛沛流離；莊周企盼天下寬容，卻難避“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屈原投江，柳宗元遭貶，譚嗣同罹難，縱古而觀，莫不如是。 善者在人性差異的交往、較量之中，往往處于被動和弱勢。其何以予自身以利益，并比惡者活得更好呢？ 對于正義的品質，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思辨大致有這樣三點： 其一，傷害任何人（即使是敵人）都是不正義的。因為正義不是“還債”，不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功利行為。報復打擊敵人，只能使敵人變得更壞，更為敵對。正義不具備這種品質。正義只能是它自性中的一種善良愿望，予人以德行，使其對象變好，變得富有德行。 其二，正義不是為獲得自身利益。正義所產生的僅僅是支配它的對象的屬性，即如醫生、醫術的對象是病人，其功能是這一對象的康復、痊愈，僅僅如此。倘若不是這樣，便與正義不相干了。雖然在病人面前，醫生、醫術處于支配的或說強者的地位，但是獲益的只能是其對象。世界上所有的匠工匠藝莫不如是，音樂家之于音樂欣賞者；統治者之于被統治的國家和公民，莫不是使其對象獲得利益，而自身別無目的，才堪稱正義。非此，那么醫生的對象便不再是病人，而直接是錢財；樂曲的功能、德行，也不再訴諸聽覺的美感，而直接是“掙錢的技藝”；統治者及其統治術，也不再是一個“衛國者”及其管理國家的功能手段，而是其他。這種堪稱正義者的“醫生”或“衛國者”，總是把他的功能、德行與其所應得的勞動報酬嚴格地判為兩件事。 這讓我想起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說的“道德”，自身是無功利、無目的性的，才能稱為道德。任何染有自身利益、目的的行為都不再是道德的。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有德行的人是為了一定目的才去幫助別人。這樣的行為固然有，但與“道德”已毫不沾邊了。 其三，正義之所以可能，須借助一個條件，即人和人性能夠抵達永恒不變的真正知識的“善理念”世界，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醫生、音樂家、衛國者。只有在這個世界里才能說，世界上的確有著多種多樣不同的匠工匠藝，他們是有差異的、特殊的，有著獨特光彩的存在。而不能視為單一的、無差異的“謀利的機器”。真正獲得了理念世界永恒不變的真知的人，連自己的生命都肯舍棄，寧愿被“釘在高加索山上”，他還會在乎自身是否為“強者”，是否獲利嗎？ 接下來，先哲拿出極大的理論熱忱和力量，思辨證明這種人亦即正義者，“終是比不正義的人活得好”。這個證明雖然是困難的，但我想這不是別的什么原因，這恰恰是我們與“真正意義上的人”確有一段距離！ 色拉敘馬霍斯繼續爭辯：“你如果愿意弄明白：最不正義的人就是最快樂的人，不愿意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虧、最苦惱的人，那么，你就去看看這種人吧。”色拉敘馬霍斯列舉了無數極端不正義而獲取的幸福、享樂、掠奪、占有，確實他們“不但沒有惡名，反而被認為有福”。但我以為，這正是人類自誕生以來的“悖論”，而正義者不幸而又有幸，永恒地、偉岸地存活在這樣一條人類生命的長河中！（邵振國 甘肅省作協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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