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觀察·關注語文教育?）
漫畫 徐鵬飛 口頭為語，下筆為文，一國的“語文”積淀著這個國家文明與文化的精髓。新學年伊始，隨著語文在中小學教學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如何認識語文教育問題乃至破解其中的難題，有賴有識之士貢獻真知灼見。 ——編 者 文本閱讀、寫作和口語交際在語文教育中缺一不可，而當前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教學實踐方面，口語交際都存在嚴重不足 最近，關于干部講話或者做報告時，不要一味念稿子，要用自己的話和聽眾交流的倡議很多。這看起來容易，可是對不少人來說，真做起來卻有很大困難。一些干部，往臺上一站,口袋里裝著現成的稿子，上面寫滿了與現場無關的書面語套話，把這樣的稿子照本宣科一番，聽眾沒有感覺，反應木然已成常態。而今要改變這種積習，離開現成的書面講稿，許多人往往語無倫次，甚至講不出話來。 如果這只是個別現象，只能怪其不爭氣，然而此等現象比比皆是，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對語文教育有所反思。 我國《語文課程標準》從小學語文到中學語文都明確規定了文本閱讀、寫作和口語交際教育缺一不可。但是，在實際的教育實踐中，口語交際這一塊往往落空。一些課本將之簡單化為普通話標準讀音練習。人民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初中課本中，竟然沒有獨立的口語交際的內容設置。2014年以前的版本，口語交際倒是有，但開宗明義就是談朗誦，顯然在基本觀念上文不對題。首先，朗誦并不是口語，朗誦的作品也可能完全是書面語言的經典。其次，口語交際是現場交流，是現場互動生成的，而現成的詩文是單向的傳輸。 很多教材編寫者并不理解口語范疇是相對于書面語和古代漢語而言的。從詞匯方面來說，口語比較非正式，書面語比較正式，古代漢語則更為莊重。同樣是第一人稱，用口語來說，可以是“咱”“俺”，用書面語言可能是“我”，而古代漢語，則很紛紜，如“區區”“在下”等等。三者的所指是相同的，但能指符號不同，文化語義和情感色彩也相去甚遠。孫中山的遺囑開頭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主要是文言詞語，其語莊重，如果改成現代漢語“我（咱）努力進行國民革命一共四十年了”，語言情感就有所改變。但是，口語有口語的特殊功能，那就是比之書面語，尤其比之古代漢語要明快，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以語文課本中的文章為例，在《三國志》的《隆中對》中，陳壽讓在新野最多不過擁有一兩千人馬的劉備對諸葛亮自稱“朕”，而在《三國演義》的《三顧茅廬》中，羅貫中卻讓他自稱“備”。有些教學參考書把“朕”和“備”翻譯成“我”，就把文言的“朕”和口語的“備”之間的重大區別遮蔽了。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批駁美國白皮書，不用一般書面語說他們“徹底失敗”了，而用口語詞匯，說他們“完蛋”了，其間的豪情就不是“失敗”那樣的書面詞語所能承載的。 毛澤東說，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我們要向老百姓、向古人、向外國人學習。向老百姓學習主要就是學習口語。一些干部講話離不開講稿，過度依賴書面語言，而要想和群眾深入交流，就得把書面語言轉化為口語。毛澤東在書面語甚至古代漢語和當代口語的結合方面，自由靈活堪稱典范。還是以《別了，司徒雷登》為例，他先引用了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接著又加上一句“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有了這樣的口語發揮和闡釋，文章才有酣暢淋漓的氣勢。口語比之書面語言，不但明快，而且生動，富有感性色彩。我曾看過一篇報道，說崔永元近來收入挺豐厚時，作者用了“腰包鼓了”這個說法，介紹崔永元最近在策劃一個節目時，作者用口語的“搗鼓”代替書面語的“策劃”，非常形象活潑。 對日常會話和做報告來說，口語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具有個人特點。2011年兩會期間，王岐山參加山東代表團討論，有代表反映食品安全問題，王岐山連稱“慚愧”“不好意思”。他回憶起年輕時吃不飽，“現在剛吃飽，就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好東西多了，吃起來卻有點不放心”“越白的面還越不踏實”。用了這么多的口頭語言，其效果就不僅僅是有個人化的情感色彩，而且有普通人的個性，縮短了人與人的心理距離。其重要性就不僅僅是語言的運用，更是群眾路線的落實。 口語交流能力，不但關系到干部與群眾的關系，而且關系到國民的基本素養。目前的語文教育在這方面是很落伍的。許多專業人士對此還缺乏起碼的研究。青少年缺乏口語交際訓練，國民素養在此方面長期薄弱。而許多國家對這方面卻很重視，口頭交際在理論上已經形成獨立的學科，國外的大學有演講系，有演講博士，有演講教授，口頭交際和寫作一樣是必修課程，即便是在中學，也有公共演講課程。相比起來，我們在理論上還處于空白狀態。《語文課程標準》中三足鼎立的文本閱讀、寫作和口語交際，在實踐中，口頭交際這一足卻幾近殘廢。此等殘廢狀態國人視而不見，不能不令人憂慮。（孫紹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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