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中央規定，每一個政治局常委都有一個基層黨組織的“聯系點”。習近平總書記的“聯系點”是河南省蘭考縣。因為有了這層關系，蘭考縣委的頭頭兒們有時就要向習總書記直接匯報。匯報他們的工作近況，也交流學習心得。于是，便有網友說，蘭考縣的書記真牛，經常與總書記一起學習！ 筆者在看到這番“點贊”時，不知怎的，心里竟會泛起一種異樣感覺，說不上是良多的感慨，還是帶著遺憾的高興。 按理說，在把為人民服務奉為最高宗旨的中國共產黨黨內，任何一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哪怕是最高一級的領導人，都是一名普通黨員。他與黨組織中每一個成員一樣，都具有同樣的權利義務與責任，都要遵守同樣的規定和紀律，都是這一組織中普通平等的一員。可以說，我們黨一貫主張的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和每位成員的人格平等，這既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在黨內的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先進性即建設民主富強現代化中國的必然外化。如果要代表進步的最有活力最積極的社會生產力，怎么可能不去接觸生產力的主體——社會大眾呢？又怎么可能不去傾聽來自實踐一線的心聲和呼聲？又怎么可能不去詢問和體察千萬百姓的疾苦呢？ 正因如此，老一輩的中國共產黨人才會深知人民的痛癢、才會那么自然而不造作地融入群眾之中，才有朱德在紅軍時期擔谷上山的故事和他后來的大實話：“我們是為人民鬧革命，而不是為了革命擾人民。”毛澤東當初在延安為什么會那樣認真接受黨小組的批評，因為身為炊事班長的黨小組長認為他對待胞弟毛澤民的態度不對，“愛訓人”，“有家長作風”。周恩來為什么回到中南海西花廳還要吩咐秘書看看剛才路過的電線桿上貼的是什么，因為他怕是告狀信，擔心老百姓受委屈！同樣出于對人民的尊重，鄧小平在登黃山路上偶遇幾個大學生時會停下腳步與“娃娃”們閑談，而在“十一”游行的隊伍里，更有莘莘學子對他稱名道姓、直問“你好”。我在1980年代親耳聽到一次胡耀邦同志對一“小事”的批評，他說，有些領導同志看戲散場后，坐著汽車還要按喇叭驅趕群眾，好像封建社會的官老爺，搞鳴鑼開道那一套，簡直不像共產黨員！ 也許就是因為這種“不像共產黨員”的干部確實存在，所以，當人們從電視熒屏中看到習近平在一家普通的包子鋪和老百姓一起排隊買飯，看到國家主席和總理彎腰走進低保困難戶簡陋的房間，就會心潮起伏心緒難平……而對一個世界上最大政黨的總書記與一個黨的基層組織的“小”書記的交流，大為驚嘆就不足為奇了。俗話說，物以稀為貴。把一件正常的事情視為稀有之物，是社會風氣的不正常、是黨內風氣不正常，還是人們的理解能力和認知水平的下降？我以為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不客氣地說，即便是在今天，在一些人頭腦中依然存在著強烈的尊卑意識、濃厚的等級觀念和驅之不散的官本位思想。這些打著封建烙印的東西不僅與共產黨的宗旨與先進性格格不入，甚至與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本社會趨勢也背道而馳。經常聽到國民素質差的議論，但政治學的常識卻告訴我們，在現代社會里，公民的社會參與度是與公民的社會責任感成正比的，無參與就無責任，無權利也就無義務。 我相信，習總書記所表現出來的民主作風是他內心對民主法治追求的外化，當然也是提高社會管理現代化水平的一種個人化的理性垂范。也許有一天你在餐館就餐、或在一次演出的中間休息時會遇到省長、書記；也許你在某次郊游或在書店淘書時，會發現身邊的長者正是在電視中經常露面的部長、官員，我相信此時的你不會吃驚，只是點頭微笑。因為，社會進步已在你身邊。（舒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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