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創辦了一家私立博物館，然而博物館設立指路牌，卻無處申請審批，無奈之下只好自己豎立了一個指路牌，多年來，多次被相關執法部門摘掉。 申請立一塊指路牌，相關的部門都說不歸自己管。而為什么不能受理，有的部門的回答居然是“不為什么”。然而等自己立起來了，相關的部門又都來制止、處罰。指路牌當然不可以隨便立，但總該有合法的路徑。執法部門既然認定自立路牌不合法，指出了違法的緣由，就有告知怎樣做才合法的義務。各部門為何全都“諱莫如深”？ 更吊詭的是，不許私立指路牌的地方，卻有一些指路牌一直屹立不倒；撥打路牌上的報裝電話，對方在身份上表現得很神秘，稱只要每年交1.5萬元，他們給立牌后就合法了。合法與不合法的界線就是交錢。公共資源成商品，并不新鮮，比如某些城市的人行道被城管部門拍賣，變成“收費停車場”；比如一些海岸線要么被圈起來，要么承包給企業或個人，承包人向政府交了錢，公共地帶便成了私有地盤，用于謀利。 一個小小的指路牌每年竟要收1.5萬元費用，“許可人”神秘兮兮，或許是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行為不夠磊落。抑或是相關部門都有分紅？否則為何全都避談合法立牌渠道？打擊“非法立牌”上為何那么步調一致？ 即便相關部門都是清白的，1.5萬元立牌費與他們或大多數部門無關，不告知合法立牌途徑的做法，也不是政府部門應該有的表現。政府行政行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審批，本質上都是公共服務。服務的終極目標是被服務者滿意，滿足被服務者的合理需求。“指路牌十年坎坷”的故事，給當前的行政改革、政府轉變職能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與課題：政府的服務意識與職能，應與審批權的減少呈反向加強，并完善服務型政府的制度體系建設。（馬滌明 摘編自2014年9月20日《廣州日報》，原題為《“指路牌十年坎坷”拷問服務型政府》，有刪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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