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務的底線標準，呼喚各級干部擔當文化發展的政治責任。只有把群眾利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公共文化的前行，才能把準方向、走對路子 “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最近一段時間，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引起了廣泛關注和強烈共鳴。對中國文化界來說，這是激蕩思想、凝聚共識的收獲季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為人民抒寫”“把握人民需求”……在討論與思考中，民本情懷與民生追求，成為文化發展最為醒目的坐標系。 以這樣的視野來觀察，日前從文化部傳來的關于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標準將公布的消息，顯得意味深長。 對廣大群眾來說，這個保障標準意味著文化權利的“底線標準”。從讀書看報到電影電視再到公共文化鑒賞，從文化活動的頻次到文化設施的設置，都會有明確規定和量化標準，確保人們享受“保基本、兜底線”的文化生活。而對各級政府和干部來說，這個標準呼喚著文化發展的政治責任。就像義務教育、基本醫療那樣，使區域內大致按統一標準提供基本文化服務內容和保障，列出了一張文化民生的“責任清單”，也為政績考核中加大“文化比重”提供依據。這既是黨和政府對人民的文化承諾，也考驗著文化治理的智慧與能力。 一直以來，“文化鴻溝”的存在，是城鄉差別、區域差異的重要體現。當大城市的市民為看《黃金時代》還是看畫展、聽音樂會而糾結的時候，不少地方的人們，只能在“最炫民族風”“小蘋果”的節奏中重復單調的舞姿。以此觀之，確立公共文化服務的“底線標準”，有助于補足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文化短板，從而縮小差距、彌合鴻溝，社會公平也必將獲得新的文化詮釋。 近年來，從廣播電視村村通戶戶通、農家書屋、農村電影公益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到文化市場日益繁榮，國人享受的文化服務在提升。但也需正視，與人們迅猛增長的文化需求、多元多樣的文化選擇相比，公共文化服務供需矛盾和結構性短缺還比較突出，公共文化領域還存在缺位、越位、錯位等現象。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收官之際，人們發現，全國叫停的663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中，涉及文化領域的不少。云南河口2.7億元建設的文化長廊、廣西柳州7000萬元建設的柳宗元雕像等，都把巨大投入打了水漂，成了敗家子工程、文化爛尾工程。在一些地方，一方面是投入巨資搞文化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又是群眾文化活動難開展；一方面是各種文化資源源源不斷地提供，另一方面又是群眾有興趣、有共鳴的內容太少。問題癥結固然很復雜，但不以人為本、不問民所需，往往是通病。 現實中，一些干部用長官意志取代文化規律，把市場規則濫用于文化發展，于是乎，“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做法不斷上演，重建阿房宮、爭奪“西門慶故里”等文化怪胎不時出現，打著民生工程幌子的“政績工程”頻頻亮相。這就警示我們，文化發展一旦沾滿了銅臭氣、浸染了官氣，就會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只有把群眾利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公共文化的前行，才能把準方向、走對路子。 “沒有歌聲便沒有生活，猶如沒有太陽便沒有生命一樣。”幾年前，筆者在浙江采訪當地農村“種文化”活動時，一位基層干部感慨地說：可別小看了唱唱跳跳、寫寫畫畫，搞多了、搞活了，村里牌桌就不見了，稀奇古怪的事就少了，人心慢慢就齊了，大家的幸福指數也就上去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文化如同陽光與清風，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能夠激發團結奮進之志。古代政治家常有“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抱負，共產黨的干部要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改善“文化民生”應是必修課。這是一種不可懈怠的治理追求，更是我們贏得未來的重要支點。（詹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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