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電影《黃克功案件》
圖為《黃克功案件》劇照。 當下中國電影一片紅火，卻又飽受詬病。過分倚重市場效應，以票房多寡論英雄，過分倚重娛樂效應，以娛樂片打天下，中國電影大有進入“小時代”“輕時代”和“娛樂狂歡時代”的趨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中指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這些對今天的文藝創作來說尤其重要。盛世需要娛樂之作，更需要黃鐘大呂、警世警心之作。于12月4日首個國家憲法日公映的電影《黃克功案件》就頗有深意，為今天的人們敲響了警鐘。 《黃克功案件》根據77年前延安的一個真實案件創作而成。1937年10月5日在延安，紅軍團長、抗大六大隊大隊長黃克功因求婚未成，殺死了陜北公學學生劉茜。案件驚動了延安上下，也引起了國統區的錯愕和外國媒體的密切關注。大敵當前，世人在看，共產黨及其建立的紅色政權如何執法，如何對待年僅26歲卻戰功卓著的紅軍勇將黃克功？這是一個具有核裂變能量的題材。對題材的不同認識和處理，顯示出創作者們藝術理想、藝術品格的高下。黃克功案件蘊含殺人案和桃色案元素，倘若落入另一類創作者手中，很有可能會盡情消費其娛樂性，炮制一場感官盛宴。電影《黃克功案件》的編劇王興東和導演王放放沒有走取悅市場、討好院線、巴結觀眾的媚俗路線。擅長主旋律題材創作的編劇王興東2005年發現黃克功案件這個題材后深受震撼，他查閱歷史卷宗，遍訪案件故地和有關檔案館、博物館，當年便完成劇本創作，9年間又數易其稿，努力開掘題材的思想力量，逐步完善與題材相稱的藝術架構。 近年，為數不少的主旋律題材作品公信力下降，因為創作者滿足于題材本身的思想分量而忽略藝術表達。內容為王，內容固然重要，但藝術表達好不好，是觀眾看與不看的前提。《黃克功案件》無疑屬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但主創不采取慣常的藝術手段——宏大敘事、全景掃描和史詩氣度，而是將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做類型化處理。暗夜延河畔兩聲槍響引出故事，偵破、判案、生死懸念貫穿始終，敘述波瀾起伏，結構充滿張力。影片牢牢鎖定并努力開掘題材所蘊含的焦點，那就是情與法、罪與罰、特權與公正，以此構筑全劇的核心沖突和敘事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塑造并展示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內心世界。 影片著力塑造的主人公雷經天是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代院長，是黃克功案件的審判官。這個人物不像同類題材中的英模人物那樣叱咤風云，他在審判一樁平凡的離婚案中出場。當原告和被告要求他一碗水端平時，他卻語出驚人：“我要兩碗水都端平！”這就是雷經天的性格底色。他接手的黃克功案件是延安時期的第一大案，以什么法來審理此案，不僅對于他，對于根據地延安和中國共產黨都是新考驗。毛澤東派人告訴他，不能依據重慶的國民政府法律來審理，延安要司法獨立，而且要公開審判、陽光審判。在陜北公學的操場上公審黃克功，雷經天始終處于法與情的沖突漩渦中。他不是一個冷面法官，他也有情有義，一方面面對無辜的死者和陜北公學要求嚴懲兇手的憤怒學生，另一方面又要面對戰功卓著的紅軍團長黃克功及其生死與共的戰友。他憎恨黃克功的罪過，但又深深為黃克功惋惜。他按照法理，將黃克功的申訴書轉交給毛主席，他知道毛主席有赦免的權力。雷經天為依法審判此案，判決了自己三個“死刑”：一是人情死刑，拒絕了一切來為黃克功說情的戰友；二是私情死刑，黃克功在長征時救過他的命，他將此情痛苦地壓在心底；三是特殊條例的死刑，那是中央蘇區頒布的《中華蘇維埃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于革命有功的罪犯可以減刑。最終，頂著巨大的壓力，雷經天帶領審判庭獨立公開地審判了黃克功。 《黃克功案件》明寫雷經天，暗寫毛澤東，通過對黃克功案的處理，表現了毛澤東的大情懷和大境界。毛澤東對黃克功同樣有感情：黃克功同他一起上井岡山，是夫人賀子珍的江西同鄉，長征中又為病中的賀子珍抬擔架，同時黃克功更是一個能征善戰的勇將。但毛澤東痛恨革命隊伍中居功自傲的人、用特權庇護自己的人、傷害人民的人。毛澤東堅持要雷經天公開審判，此中蘊含深意。劇中他對洛甫說：“這可不是審判一個黃克功，是全民、全國在審判我們延安政權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權，我們是一個什么樣的政黨，要帶出一支什么樣的軍隊。”當收到黃克功請求戴罪上戰場殺敵立功的上訴書時，他寫了回信，并且要求雷經天在宣讀判決書時當眾宣讀：“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雷經天宣讀完毛澤東的信之后說：“如果我們今天不判黃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們未來的死刑！”說罷，雷經天敲響了操場上的一口大鐘…… 延安紅色革命圣地用實際行動堅決反特權反腐敗，用實際行動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場的美國醫療顧問喬治·海德姆感慨：“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看到一個反對特權，尊重民主、平等、法治的政府，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我愿留在延安！”民主黨人李公樸當時評價黃克功案件的審判時說：“它為將來的新中國建立了好的法律的榜樣。”反特權反腐敗，依法治黨、依法治軍、依法治國，始終是我黨的生命線。這是77年前的歷史對我們今天的警示，也是《黃克功案件》的重大題旨。它在銀幕上敲響的警鐘，對我們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啟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征程大有裨益。 同時，影片的藝術力量、思想力量和警世意義，也為重大題材創作提供了借鑒。遺憾的是，《黃克功案件》未能吸引更多觀眾，同一些紅紅火火的娛樂大片相比，它在市場上遇冷。更為遺憾的是，還有一批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探索精神的現實題材作品，無法進入電影市場與觀眾見面。誰之過？觀眾已被無需動腦的娛樂大片改寫了審美趣味，我們的電影產業及其運行機制需要反思，不應全憑市場之手選擇影片，還應有所引導和調控，真正用優秀之作切實引領時代風尚和藝術風尚。（趙葆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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