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兼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春桃的一封來信 導讀：都說中國的教育出了問題，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就出在這種以灌輸為手段，以應試為中心，以扼殺青少年的思維和創造潛能為后果的應試教育上。 當然，教育改革是一個宏大而又復雜的課題，它涉及方方面面，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也不能坐等教育改革春天的到來，因為我們的孩子是等不起的。 …… 教育版的編輯們，你們好： 今天之所以給你們寫信，是因為前些日子我到北京通州的特需少年研究中心采訪，意外地得知我國中小學生中不能完成學業或完成學業困難，處于嚴重厭學或輟學的孩子就占總數的10%~20%，人數在2000萬~4000萬，這是一組非常可怕的數字！這些身體健康卻有心靈傷痛、心靈貧困的孩子，一旦走進社會，都將可能成為不安定因素。采訪回來后，我的心情一直有些沉重，我在想，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孩子走向厭學？毫無疑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家長和社會甚至是孩子本身的問題。今天我想說的是，我們現行的教育該負多大的責任？而直接面對學生的學校與老師又該承擔多大的責任？ 對于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來說，他教過的學生少則幾百，多則幾千，10%~20%這個數字也許還并不觸目驚心；可對現在大多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走到了這一步卻是毀滅性的打擊。 不幸的是，我就是一位這樣的家長。我知道貴報是面向知識分子的，尤其是不少讀者還是學校的老師，因此，特別希望能借助這一平臺，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作為家長和作家的我在這方面的經歷和感受。 2005年秋天，我和我先生陳桂棣因為寫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書中曾寫到了安徽一些官員對不起農民的事，從此就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騷擾，合肥的家也一度被砸，迫于無奈，我不得不帶著兒子小明南下，回到我的娘家贛西煤城——萍鄉市。此時，小明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齡。 小明上的第一所學校是離家最近的東X小學，那是一所普通學校。很快我就發現，這所學校的很多老師迷戀打麻將，根本不把心思放在教學上，而學生的負擔又很重，六歲的小明經常做作業要做到晚上10點也還不能睡覺，這讓我苦惱不已。不過，那時候我想得還很簡單，以為僅僅是這一所學校的問題。聯想到歷史上孟母為了孟子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而三次搬遷的故事，我決定效仿，于是也搬了一次家，在小明上到二年級的時候我把他轉到了北X小學，那是一所口碑較好的學校。 誰知，轉到了新學校的小明，作業的數量非但未減，反而還出現了新的問題：因為上課講小話經常被老師罰坐在垃圾桶旁邊，加上學校又是建在一處山坡上，沒有一個像樣的操場，小明缺乏鍛煉，不但變得肥胖，不到兩年甚至出現了駝背。書沒念好，卻變駝背了，這可不是小事啊！我很焦急，于是，在沒有征得小明同意的情況下，再次效仿孟母，將他轉到了市里的王牌學校——××附小。 噩夢卻也從此開始，想不到重點學校會是問題的重點。 在這所萬人矚目的市重點小學里，作業負擔可謂重于泰山。那都是一些重復性的抄寫和運算，僅僅一本語文輔導教材《一點通》，一個學期下來你就得抄上三遍；老師平時很少布置作文，而一旦臨近考試，卻又是一天一篇作文，而這些作業和作文，老師又是很少批改的。并且，那里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學生必須絕對服從老師，老師不僅會隨意打罵學生，而且還變著花樣體罰學生。如果哪個學生的課桌里有幾張廢紙，桌子就會被搬走，第二天上課他就只能在腿上寫字；如果哪個學生放學后忘了把凳子扣在課桌上，他的凳子就會被搬走，整整一天他也只能蹲在地上聽課。明知老師對自己的孩子進行了羞辱，家長們卻敢怒不敢言，生怕遭到老師對孩子更嚴厲的報復。 小明不但桌子凳子被搬過，被老師罵過“畜生”，剛轉到這個學校不到兩個月就被老師打了。那天中午，他從教室的后門往外跑，撞倒了正朝教室里跑的同學小俊，小俊沒站穩，頭磕到了門上，破了皮，出了一點兒血，老師把小明喊到走廊上，不問青紅皂白，伸手就是五六巴掌！班主任還別出心裁地按照自己的好惡將學生劃分成“好生”與“差生”，讓“好生”坐在教室中間，“差生”坐在靠墻靠窗的邊上，小明的各科成績并不差，也被安排與“差生”坐在一起。這種踐踏人格和尊嚴的做法，對小明的打擊很大。被貼上“差生”標簽的孩子，成天就生活在同學歧視的目光中，生活在可怕的心理暗示之下，不但嚴重挫傷了他們對學習的興趣，而且對他們的性格與心智的影響也是無法估量的。可是讓我不可思議的是，這樣一位班主任居然被評為學校的優秀教師。 小明本來是一個活潑開朗，喜歡看書的孩子，特別喜歡語文，小學一年級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但到了附小以后，他卻厭惡起語文，甚至再也寫不好作文，最后竟變得十分厭學。眼看著他一天天在滑落，我卻無能為力，也只有以淚洗面，幾近崩潰。 為了拯救兒子，在他小學畢業后，我又一次效仿孟母，舉家北上，帶他到教育資源最豐富的北京求學，可是，沒有北京戶口就只能進民辦中學，處境依然尷尬。 因為兒子有了這種慘痛的求學經歷，我才深切地感受到那句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并非聳人聽聞，這引起我的深思，并生發出寫一部中國教育調查的想法，后來完成了一部30萬字的紀實文學《南下北上求學記》。 都說中國的教育出了問題，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就出在這種以灌輸為手段，以應試為中心，以扼殺青少年的思維和創造潛能為后果的應試教育上。這樣的教育理念與制度，人們已詛咒多年了，可它就像如來佛的掌心，讓你無處可逃。我們帶著孩子走南闖北，無非是要尋找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但，尋找的過程，竟是一個適得其反的過程。我發現，古代版與現代版的“孟母三遷”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是社會歷史的環境的不同。在古代，沒有一個連接緊密的社會網絡，地區的社會差異性很大，缺點是一個好的社會元素難以普及，也帶來了另一個特征：不利的社會元素還有疏漏的空間，即所謂“山高皇帝遠”就是這種特征的反映。古代的“孟母三遷”，還有更換教育環境的較大可能，而現在應試教育從制度到觀念，其強大的覆蓋性、強制性，是難以抗御的。盡管，會由于教育資源多寡優劣的地區差異，由于教育從業者個人素養的差異，可以在程度上減輕應試教育的影響力，但從根本上的改變卻很難。 當然，教育改革是一個宏大而又復雜的課題，它涉及方方面面，這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也不能坐等教育改革春天的到來，因為我們的孩子是等不起的。 著手《南下北上求學記》調查采訪的時候，我們接觸到了大量的家長，讓我們意外的是，很多家長反映的其實還并不完全是教育體制上的問題，他們認為“人”的問題更為重要。這個“人”，就是我們書中寫到的以小明的班主任為代表的一些“無良”教師。過去，我們通常把人民教師稱之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嚴峻的事實是，我們的許多老師已經沒有了愛心，他們只是培養人的“工程師”卻不見了“靈魂”。大家都希望我們的老師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孩子們的分數上，要注重素質的教育，問題是我們有不少老師本身的素質就成了問題。他們可以一點不去顧及孩子們的感受，不顧這種體罰和羞辱將會使得孩子們的人格、性格和自尊心受到扭曲。今天老師仰仗自己的權力隨心所欲地打罵孩子，無端地懲戒孩子，這對尚未涉世的孩子無異是在實施一種暴力。試想，當這些孩子長大成人，也有了一定的權力的時候，他們將會怎樣對待別人，對待社會？ 人在陰影里待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如果孩子們學會的只是強權、暴戾、非理性以及自我心中的怨怒，那么將來，他們步入社會以后喪失的就是一個人最需要的自信、包容和博愛的能力。 教師隊伍的入口如何把關，不合格的教師如何退出？顯然，我們的制度都有，規章都有，可是“開房”校長還是有，禽獸教師還是有，罵學生是“畜生”的老師甚至可以被評為優秀教師。他們是怎么進入校園的？為什么不能被及早發現？這可能就不是一個教育體制改革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復雜更深層次的問題了！ 值得慶幸的是中央已經發現當下師德滑坡的嚴重程度，在《國務院關于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和《教育部關于建立健全中小學生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相繼出臺后，去年又將《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上網征求公眾意見。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解決的“若干重大問題”中，就有“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這讓我們充滿了期待，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每一個走進校園的孩子，是學生而不再僅僅是考生，學校的教育也不再會成為痛苦的回憶；我們的孩子將不再面臨大人世界才有的等級制度和殘酷的競爭，他們一定會像孩子一樣，快樂而健康地慢慢長大。 春桃 2015年1月9日 （注：信文作者系作家、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 春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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