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16時55分,歌手姚貝娜因乳腺癌復發病逝。1分鐘后,@深圳晚報官方微博發布獨家快訊:“著名歌手姚貝娜病重不治,天使去往天堂歌唱了。”當晚19時47分,題為《獨家重磅:歌者姚貝娜的最后一周》的報道,在該報微博和微信公號同步推出。該報道有大量獨家細節,微信閱讀量迅速突破10萬次。 在一片哀悼和惋惜聲中,不少人都覺得媒體報道中的“獨家”二字頗為刺眼。幾個小時后,一篇《記者們等在病房外,焦急等待著她的死亡》的文章,把矛頭對準了媒體記者。作者@掀起你的頭蓋骨推斷認為,記者在醫生宣布姚貝娜死訊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稿子,“他們蹲守在病房外等著她死”。作者自稱是新聞系學生,還把記者比作“一只只盯著普羅大眾苦難的、歡樂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 異議亦隨之而來。記者在醫院等待就一定是等待死亡嗎,為什么就不是等待奇跡的發生呢?媒體在社會名人病危時提前備好新聞稿,不過是一種正常的新聞操作。@中青報曹林不認同《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著她的死亡》一文觀點,他認為“對病房外記者激烈的道德抨擊和文學審判,只能暴露作者對媒體職業的無知”。一位匿名網友在微信公號“仟言萬語”發表的文章,也質疑作者的專業課沒有學好,認為“用泛道德化和濫情的視角去看待一切,是很可怕的事情”。 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則用外國同行的做法,以及對媒體相關報道內容的判斷,來評價此事引發的爭議:“紐約時報的訃文寫作會提前很久,甚至反復‘騷擾’當事人。那樣的‘等死’相當殘酷,但不少計劃內的逝者會尊重而非反感這種行為。沒有誰可以阻止記者去現場,從已經發表的姚貝娜報道來看,多數文字哀傷而溫暖,傳遞出對生命的惋惜和對美好的追憶,還有良善的延續,沒有不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時也在醫院采訪的另一家媒體的記者,隨后在朋友圈爆料,指某媒體曾派3名記者假裝醫生助手潛入太平間,偷拍姚貝娜的尸體。對此,姚貝娜所在華誼公司音樂宣傳總監張亮說:“我不知怎么形容這幾位記者做的事,頭條你搶到了,圖片你拍到了,然后呢?你們的人性呢?你們在記錄不幸,更在制造不幸……” 第二天,引發爭議的@深圳晚報官方微博配發了最新一期報紙版面,并配上一句“在眾聲喧嘩之中,請讓我們安靜地為姚貝娜志哀。”該報當天共拿出12個專版刊載與姚貝娜相關的報道,包括對姚貝娜臨終之際的采訪、歌迷的哀悼活動、姚貝娜所捐眼角膜的移植手術進展、與深圳紅十字會倡議設立“姚貝娜光明基金”等。不過,此舉并未得到網友和華誼公司的認可,該媒體微博評論中充斥著大量漫罵之聲。 華誼公司對此迅速發表聲明,聲稱“姚貝娜家人及所屬公司從未授權成立該基金項目,更未授權以此基金名義向公眾募捐”,并要求《深圳晚報》馬上撤銷募捐公告。姚貝娜的經紀人@博寧099激動得再次發飆:“深圳晚報!你們有經過家里人同意嗎?誰同意你們用姚貝娜的名字成立基金的?誰讓你們開始收錢的?你們真的是做人沒底線是吧!行!咱們法庭見!” 1月18日,@深圳晚報發布道歉聲明:“深晚記者確曾進入臨時手術室拍攝眼角膜手術過程。當親屬表示拍照不妥時,記者當即刪除所有照片,此舉獲得姚父諒解。對此給親屬、歌迷和網友造成的困擾和不安,表示誠摯歉意!”同時,該媒體決定撤回成立“姚貝娜光明基金會”的倡議,所募得善款將悉數返還捐贈者。不過,有不少人認為這份道歉誠意不足。 爭論還在繼續,但爭議之中已經明顯多了幾分反思。正如網友李博所言:“每個人都有15分鐘站上道德高地罵記者,這15分鐘選在不同的時候,論調和觀點都不同。我有時在想,如果姚貝娜病逝時全國媒體都靜默、回避,這對她就公平嗎?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消費他人的苦難。” 當然,媒體在采訪報道中出現了問題,該批評就批評,該道歉就道歉,該改正則改正,這些爭議會敦促新聞從業者更自律,也將在社會層面進一步厘清分歧,促進共識的形成。但是,如果以將批評泛化,將問題上升到整個媒體圈,把記者一棍子打死,那么損失最大的還是整個社會。 @雨與余語道出了記者的辛酸,“罵記者易,做記者難。你看得到提前準備好的死亡報道,卻沒看到同樣準備好的脫險報道；你看得到病人門前焦急等待的記者,卻看不到救災一線危險奔波的記者；你看得到記者與名人大家對談的光鮮,卻看不到很多稿件‘難產’的無奈。” 事實上,中國媒體現在的問題并不是記者去現場太多,還是去現場太少。試想,假如有一天記者都沉默了,這個社會將是什么模樣?新京報評論員@佘宗明在微信公號“沸騰”上做了一番假設:“恐怕到時候,又有人忍不住寫一篇《×××去世,竟無媒體報道,令人心寒》吧?”我們當然更不愿意看到那樣一幕。（楊三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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