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是人們德行修養的一個重要標志：以儒為官，稱為儒吏；以儒治兵，稱為儒將；以儒經商，稱為儒商；以儒行醫，稱為儒醫……人們之所以喜歡在職業名稱前面加上一個儒字，是因為它不僅僅是知識淵博的代名詞，更是德行高尚的同義語。儒家經典之一《禮記》中的《儒行》篇，集中記載儒者的德行，被稱為儒者的立身準則和處世圭臬，在今天看來也不無啟示。 《儒行》在《孔子家語》和《禮記》中皆有記載，只有個別字句的差異。那么，在我國古人看來，儒者在社會生活中有著怎樣的精神風貌呢？魯哀公曾經就此問于孔子。孔子從自立、容貌、備預、近人、特立、剛毅、仕、憂思、寬裕、舉賢援能、任舉、特立獨行、規為、交友、尊讓等方面予以說明。其中，自立提到兩次，特立和特立獨行分別提到一次，剛毅和憂思分別提到一次。僅僅從這幾項，就可以初步領略儒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和而不流”、剛毅卓絕、自強擔當的風骨品格。孔子的這些觀點與《大學》《孟子》等儒家經典中的相關內容可謂一脈貫通，可以參照理解。《儒行》所昭示的儒者之行，對于我們今天弘揚民族美德、砥礪民族精神仍然具有積極意義。 儒者不以黃金美玉為寶，而以忠信為寶；不企求廣占土地，而以合乎義理為精神追求；不企求積蓄豐厚，而以博學多聞為富有。儒者認為，身外之物可以從外界得到，也可能失之于外界，因而沒有長遠的價值，不值得花大力氣企求。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財富有聚有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有忠信仁義等德行才是真正的“不動產”，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大學》就此強調，“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在儒者看來，真正認清了本末、領略了德行的高貴，就不會過分追求物質享受，而會自覺修身行道。傳統社會如此，現代社會也是如此。 儒者秉持中正而不偏倚的立場，可以親密而不可以劫持，可以親近而不可以脅迫，可以殺害而不可以侮辱，生活居處樸素而不淫逸驕奢，飲食只求果腹而不鋪張浪費。君上采納其建議，不居功自傲；君上不采納其建議，也不諂媚求進。因為他們有崇高的信念與堅定的操守，念茲在茲的是天下蒼生的福祉。儒者出任官職的目的是為國家效力、為民眾造福，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恬然自適、毫不介意，對自己的仕途也進退自如，只是始終做好該做的事。這種“寵辱不驚，去留無意”“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為人為官之道，今天仍然值得人們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傳承與弘揚。 儒者不因財物贈賜與樂舞包圍而見利忘義，即使面臨威脅與恐嚇也不貪生怕死、改變操守；恪守善道而一以貫之，以忠信為護身的盔甲，以禮義為抵御誘惑和侵蝕的盾牌，行動居處都以合乎仁義為準則，即使遭遇暴政也不改所堅守的原則。儒者的這些德行啟示我們：不能因外在的誘惑而喪失氣節、因外在的壓力而改變主見；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自立、真正的自由。當今時代，社會物質財富較之古代社會已極大豐富。與此同時，人們所面臨的種種誘惑也大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和迫切。為此，有必要以儒者的品行為鏡鑒。 儒者能夠理性看待形勢，見賢思齊，與時偕行，始終以心中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即使時運不濟、屢遭困頓，他們也不改志向，而是堅忍不拔，努力實現抱負，因為他們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疾苦。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正因為有著強烈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他們才會苦讀圣賢之書、深究經世濟民之道，積極為百姓謀利解難、為國家和民族分憂盡責，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儒者的這種責任意識與擔當精神，今天仍然可以結合時代要求大力傳承與弘揚。（丁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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