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敬之是一位充滿革命激情和生活熱情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尤其是政治抒情詩，自我形象鮮明，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特色，讓個體自我通過社會實踐而與“類”的自我實現融合，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相統一的一種自我表現
在中國現當代詩壇，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是一座巍峨的高峰。他以敏銳的目光去抓取時代的強音，而不去詠唱那些與人民無關的眼淚和悲傷。《回延安》《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無不如此。
多年來關于賀敬之詩中的“自我”問題，一直為研究者所關注。對于“詩人失落了自我和獨立的精神”等說法，我難以茍同，恰恰相反，我認為，賀敬之的詩——尤其是政治抒情詩，不僅自我形象鮮明，而且還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特色，只不過這是一種讓個體自我通過社會實踐而與“類”的自我實現融合，即個別性與普遍性相統一的一種自我表現。
黑格爾首次系統提出“類”的概念。他在《精神現象學》中指出，自我意識的本質是“類”意識，并強調“我就是我們，而我們就是我”。這是因為人類“自我意識”（“精神”）的奧秘在于它能把自我當作對象，也能把對象當作自我。簡而言之，個體與對象的統一就是“類”。馬克思將“精神”概念落實到人的社會實踐上，形成了社會實踐與自我表現的辯證統一，這對我們理解賀敬之詩中的自我與自我表現的獨特性極有價值。
賀敬之畢生的詩歌事業是一個由個體自我通過革命斗爭為主的社會實踐，完成“類”的自我表現的過程。從他詩歌境界的總體格局來看，作為抒情主體的個體自我與社會實踐體現出一種廣延性、理想性、持續性與回環性的關系，并在這四層關系的有機構成中顯出了“小我”與“大我”不斷作雙向交流中的“類”的自我表現。
賀敬之的詩來自風雷激蕩的革命時代和締造新中國的斗爭生活，個體自我的憂樂與革命集體的命運始終緊密結合。在他最初的詩歌中，個體自我表現近乎本能地轉向“類”的自我表現。《雪，覆蓋著大地向上蒸騰的溫熱》寫于詩人16歲，詩中，自己“來在這個世界上”的第一步就是“踏著/——這一片漆黑的大地”，當不知道該往“哪里去”時，“我”歷盡艱險來到紅旗牽引的“行列里”，“我的肩，/擦著同志們的肩，/同志們的肩，/擦著我的肩”——經歷了這個由個體自我轉化為“類”的自我的過程，我的心“熱烈地燃燒”了。這一抒情思路在《放聲歌唱》中有更開闊的展開，詩中說自己是“在我們億萬人/肩并肩、臂挽臂/前進的/行列里”終于“長大成人”的。“行列”是賀敬之詩歌創作的核心意象，也是個體自我通過無比廣延的社會實踐而融入“類”的自我的中介性意象，生存在“行列”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已不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真正的主體間的關系，“人與他人共在”的主體間的生活世界得以建立起來。人的感覺充滿了屬于人的“類”的特性，它可以傳達，可以溝通，可以共享，具有“人同此心”的共通感和廣延性，它并非源自黑格爾抽象的理性或者費爾巴哈的自然天成的“理性、愛、意志力”，而是人在后天通過與他人他事建立廣泛性聯系并在這樣廣延開去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歷史養成的。
人都會有自己的理想，而理想總是從個體自我切身的渴求開始的。但當個體自我通過廣延開去的社會實踐而與時代現實、群體命運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個體自我的切身感受也會擴展開來，納入與時代、群體相應合的理想新質，從而有可能轉為普遍的群體理想意緒。這種群體理想意緒既融合了或者包孕了屬于詩人的個體自我意緒，同時又作為詩人個體意緒的對象，因而它是一種個體性與對象性的滲透或統一。正是基于這樣的生命本體性體驗，詩人堅信自己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隨時準備著把生命投入到為民族獨立和階級解放而斗爭的偉大事業中。
賀敬之初到延安時寫了組詩《生活》，詩中，“在亞細亞的/灼傷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六個年頭的詩人曾有過一個理想：超越“饑餓和死亡”，并還清從上輩人那里承續的“債務”，但在經歷了種種磨難，終于登上“長列的火車”而“駛向新歷史的門檻”后，他的理想則是要讓祖國“沒有光亮”的“明天”變為一個“光輝的驛站”，而“有一天/太陽打從我們共和國的草原/升起”。個體狹窄的理想意緒已轉為“類”的寬闊的理想意緒了。
對于賀敬之來說，投身到以革命斗爭為主的社會實踐是他一生持續不斷的追求。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寫的組詩《躍進》中，他把奔走在大西北“彌天的大風沙里”的自己說成“是不倦的/大草原的野馬；/是有耐心的/沙漠上的駱駝”，這是詩人自我積極投入社會實踐的隱喻，也是一代分散的個體持續轉化為大我——“類”的自我的寫照。詩人特別強調社會實踐的絕不停頓，以此來鞏固、擴大“類”的自我意識，還通過具象的感性抒情，把個體自我通過不停頓的社會實踐而轉化為“類”的自我這一思路凸現出來，《雷鋒之歌》是成功的一例。詩篇為一代持續追求自我轉化者唱出了這樣的歌：“我迷戀/我們革命事業的/艱苦長途上/一個征程/又一個征程！”“看，站起來/你一個雷鋒，/我們跟上去：/十個雷鋒，/百個雷鋒，/千個雷鋒！……/升起來/你一座高峰，/我們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條山脈啊，/萬道長城！”這是詩人在不停頓的社會實踐中促使自我持續向更高層次作“類”的自我轉化。
賀敬之在幾十年革命人生的路上始終是與時俱進的。隨著時代環境、個人條件的改變，詩人的社會實踐也顯出了新樣態。但萬變不離其宗，他始終感到自己是革命隊伍的一員，在他看來，這不停頓的社會實踐，其實質總是現在與過去、新一代與老一代之間承前啟后、雙向交流的關系。在《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中，詩人從群體意緒自我化表現開始：“我面對這道路，這土地，/……高聲地：/這土地是我的！/這山也是我的！”到自我融入群體的自我群體化表現：“我的腳步是你們中間的一雙腳步”，再到兩類表現的融合：“前面的，你是什么？/都來到我的懷里吧……/我，……/我也要投到你們的懷里”，最后到更高一級的群體意緒自我化表現：“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著屬于這道路的歌。/我跟著前面的人，/后面的人跟著我”。“前面的人”代表著群體，“跟著前面的人”的“我”則作為群體化的自我為“后面的人”所跟著，“我”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人民大眾（“我們”）的解放事業中去，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我們”也將反哺“我”，并使之朝著更高一級的、真正“類”的自我前進。整首詩兩類自我表現交替回環，朝著主體性覺醒的方向前進。《西去列車的窗口》是兩代人這種自我表現的回環。詩中，奔向大西北的“一群年輕人”是個體自我的象征，而帶隊的“三五九旅的老戰士”是“類”的自我的象征，“西去列車”則是不停頓的社會實踐的象征：“一群青年人的肩緊緊靠著一個壯年人的肩，/看多少雙手久久地拉著這雙手”，“年輕人的心啊，怎么能夠平靜？/在這樣的路上，在這樣的時候！/是的，怎么能夠平靜啊，在老戰士的心頭，/——是這樣的列車，是這樣的窗口！”這是歷史與現實、個體自我與“類”的自我在社會實踐中、在靈魂中發生的承續回環的自我表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賀敬之是一位充滿革命激情和生活熱情的浪漫主義詩人，在他的詩中沒有失落自我，恰恰相反是最全面、最鮮明地凸顯著自我；在他的詩中不是怕作自我表現，恰恰是最敢于充分、生動地作自我表現。說他凸顯了最全面的自我，是指他的詩中的自我是一個個體自我與“類”的自我的辯證的統一——“我”的我們與“我們”的我的復合體；說他作了最充分的自我表現，是指他的詩能以激情贊美社會實踐，并在廣泛展開的社會實踐中形成個體自我向“類”的自我作轉化，更讓二者在持續的雙向交流中完成最高“類”的自我表現。 （周鋒 作者為浙江樹人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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