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國家話劇院舉辦的原創劇目邀請展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話劇《老大》，在京演出后引起較大反響。這部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展現一個漁村船老大人生最后時光的劇作，施展出在有限的舞臺時間內把故事拉長放大到幾乎半個世紀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劇中發生在舟山群島某個小漁村的故事，如同一面三棱鏡，借助戲中所關涉的“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為我們折射出一段當下已經發生并正在發生的社會現實。
《老大》通過晚年船老大馮國良的一段段回憶，拼湊出近半個世紀前的往事：20世紀60年代，馮國良隨父母從山東來到漁村，在一次海難的磨煉下成長為興祥號漁船的老大。21世紀初，在經濟急速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海島不斷被開發，漁場即將被建成浴場，罹患老年癡呆癥的馮國良清醒之余，做出守護漁場的努力，最終在無力挽回的敗局面前選擇回歸大海……在這條清晰的主線下面，一個人與自然如何和諧相處的生態環保議題也在同步展開，漁民對海洋魚群的過度捕殺導致大黃魚瀕臨滅絕，馮國良在年老時幡然醒悟，走上一條贖罪的路。在這部兩個小時的舞臺劇中，人性的得失，情感的取舍，家園的守望等諸多元素在時空中交錯相織，形成一張厚重的網，所觸及的現實主義命題也遠超出故事本身。
《老大》延續了劇作家喻榮軍一以貫之的思考：人性欲望與資本的擴張。在現代社會中，社會文明的高速發展往往是通過對自然無節制地掠奪和破壞所換取的，《老大》抓住了當下中國過度開發自然資源的社會弊病，選取漁村這一空間作為故事發生地，反映了當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模式單一、缺乏創造力、過度依賴地產開發等問題，是對資本向社會空間無節制擴張與干預的又一批判現實主義的力作。曾幾何時，作為三江匯合的舟山漁場，一到魚汛，什么魚都有，可“幾十年的拼命捕殺，又是敲梆捕魚，又是拖網捕魚……人們是見什么捕什么，漁網的網眼兒越來越小，就連魚孫都給趕盡殺絕了”，大黃魚的滅絕讓老年的船老大馮國良一直處于贖罪與懺悔中。與此同時，對漁場的開發令馮國良發出感嘆：“為了錢，你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來！毀村！毀島！又要毀海！開發開發，活生生把一個好好的漁場弄成一個澡堂子。”他對擔任鄉長的兒子馮海泉控訴道。
馮國良力阻擔任鄉長的兒子對漁村的開發，是他面對雙重困境所采取的自覺抵抗。馮國良本是個異鄉人，但40多年與海洋相生相處，這片海洋已成為馮國良的故鄉。在他看來，炸毀埋葬阿龍伯、老鬼叔等先人、祖先衣冠冢的望夫崖，將漁島開發成為現代海濱浴場，意味著靠海為生的漁民海洋精神的斷裂和世代生存之地的毀滅。這樣的斷裂與毀滅在城鎮化運動高速發展的中國已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據統計，2001年至2012年，中國消失了90萬個村莊，平均每天有近80個村莊從地球上消失。這種純經濟思維使得中國的城鎮化走上一條只追求“看得見”效益和速度的物理運動之路，并催生出一群“缺失故鄉的情感孤兒”。
鄉愁是一個歷史常新的主題，蘊含著對血緣親族的回憶，對家族歷史的認同，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攔的情感。在戲中，“失所”的馮國良和瀕臨滅絕的大黃魚是異鄉人的象征。“異鄉人”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無處容身”“無家可歸”是風起云涌的全球化運動所驅生的人的生存狀態，揭示了現代人性在生命旅途中的失所困境。
馮國良對漁村的守望，是以“鄉愁”的力量對現代資本所驅動的全球化生活及某種帶有敵意的或強勢的社會環境所進行的拒絕、反思和抵抗，從而完成對一種具有歷史意蘊的生命的延續。盡管這種抵抗在全球化日益高漲的當下如此微弱，在強勢的資本邏輯面前不堪一擊，但它足以提醒人們，經濟并不足以令社會大治，社會的持續發展還需要人的情感、歷史的記憶，以及對美好家園的想象。
劇中，馮國良還是一個失憶的人，但他拒絕遺忘，他說：“我知道我有病，老年癡呆，但我心里明白，清楚！”“心里明白、清楚”的馮國良在對遺忘的抵抗失敗后走向了大海——在這個意義上，《老大》講述的是一個沉迷失憶的普遍社會常態下個體拒絕、抵抗遺忘的故事。
導演查明哲賦予記憶與遺忘更為復雜的心理內容，上世紀60年代的社會風景在舞臺上呈現為一種虛幻的記憶廢墟，以及一種低沉回旋的詩意感：湍流盤旋的海洋、激昂的高音喇叭、悠長渾厚的船工號子、婉轉綿麗的越曲小調，呈現的是“失憶”患者馮國良的記憶與遺忘的混雜意象，以及當下瞬間即逝的個人經驗的詩意捕捉。
從人性與自然的對峙到鄉與鄉愁的消逝，《老大》對馮國良“拒絕遺忘”進行微觀的心理描述，讓個人的聲音在歷史的海洋咆哮中被聽見，被顯形。當他站在舞臺上，唱響這一曲異鄉人的鄉愁挽歌時，源于他個人經驗的心性訴說傳遞著這樣一個警世預言：守護記憶、抵抗遺忘，是當下每一個失所靈魂的人生要務。（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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