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和揶揄當有底線，如果崇高和渺小沒有了界限，精神美德都被顛覆和打倒，我們又到哪里去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呢？
“諧星”賈玲本想惡搞花木蘭博得眼球，沒想卻接到花木蘭故里一個名曰中國花木蘭文化研究機構扔來的“板磚”，抗議她將至忠至孝、大智大勇的巾幗英雄花木蘭惡搞成貪婪呆傻、猥瑣丑陋、貪生怕死的“傻大妞”。
的確，從來沒有人像賈玲這么演花木蘭，尤其是她吃燒雞的樣子和流著鼻血看肌肉男的表情，儼然一個兵痞和女色鬼，與千百年來花木蘭在國人心中的孝女烈女形象大相徑庭。眾所周知，歷朝歷代，以南北朝敘事詩《木蘭辭》為底本的花木蘭形象一直是人們心中絕對的“正典”。無論是當年梅蘭芳扮演的戲曲《花木蘭》、趙薇出演的電影《花木蘭》、還是國母彭麗媛演繹的歌劇《木蘭詩篇》，抑或上百部詩歌、小說、戲劇等文藝作品創作，無一不以仰望和謳歌的姿態，將花木蘭塑造為剛烈節義、驍勇善戰的女英雄形象。不僅如此，“木蘭傳說”還被文化部確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木蘭詩》也被列入中小學課本，被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誦頌。不料此番賈玲的顛覆性出場，卻將這個“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的巾幗英雄打入了另冊。
對此有人不以為然，認為變異后的傳統文化適時取悅于今天的觀眾，不失為一種價值的延續，社會當有容忍的雅量，經得起時代的戲謔與嘲弄。再說這些歷久彌新的傳統文化和名人軼事早已深入人心，豈是小小一個惡搞所能顛覆？不必上綱上線動輒扣上數典忘祖的大帽子。可是，娛樂和揶揄當有底線，如果崇高和渺小沒有了界限，嚴肅的內容都拿來消遣搞笑，受人尊重的倫理規范淪為解構的對象，神圣、崇高的精神美德都被顛覆和打倒，我們又到哪里去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呢？幾十年、幾百年后，我們為后世所銘記、敬仰的文化符號和民族精神將被扭曲，支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人文信仰和精神記憶將被扭曲。
從另一角度看，惡搞花木蘭也是功利時代價值觀扭曲的表現。從小品花木蘭被迫從軍而被披上“吃虧是福”的時尚外衣看，一些優秀的文化基因和主流價值觀正在功利和娛樂的攻勢下悄然移位和變形。如譚嗣同喋血菜市口舍生取義變成了愚蠢的行為，白毛女應該拋棄愛情嫁給有錢有勢的黃世仁，花木蘭替父從軍勇猛殺敵變成了僥幸和吃虧等等。在犬儒文化和惡搞文化的支配和主導下，不擇手段、見利忘義在潛移默化中深入人的骨髓，舍生取義、情義無價這些寶貴的品質在嘲笑聲中蕩然無存。長此以往，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和傳統文化的精神瑰寶將無跡可尋，國人的價值認知和是非判斷將在世俗的傾軋中逐漸演變和模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從這個意義上說，惡搞花木蘭不能輕描淡寫以一句“它的本質是喜劇”而搪塞過去。細數一下，這些年拿歷史文化開涮的個案還少嗎？從戲說乾隆、水煮三國、杜甫很忙，到李白成古惑仔、孔子穿西裝打領帶，甚至到惡搞革命先烈邱少云、黃繼光等，曲解歷史、戲謔文化名人的現象層出不窮，觀眾從中享受著這種惡作劇所帶來的“快感”，在形態扭曲的膚淺文化中尋找著發泄的出口。希特勒有句名言：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此言并非聳人聽聞。早在70年前的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和炮火就對準了我們的南開大學、清華北大這些致力于傳統文化研究的知識分子和學人，致使大批優秀卓越的知識精英被迫流亡到我國西南邊陲，他們在抗日烽火中南渡求存堅持科研教學兩不誤，為民族復興保存了至關重要的一批文化種子。同樣，花木蘭男扮女裝替父從軍，以女兒之身揚須眉大氣，成就了中華兒女的英雄本色。這些文化圣賢和巨擘都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積淀、價值尺度和精神寄托，容不得那些懸浮在生活表層的浮世拜物教們的輕慢和褻瀆。
我們是時候要檢省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和無厘頭文化，讓娛樂適當節制和歸位，不能再讓這種瓦解國人內在信念、解構人類價值存在的“精神煙草”恣意彌漫了。(趙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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