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誣陷者不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價，他們才不敢恩將仇報。同時，我們要讓法律揚善，讓做好事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順其自然，自然而然。
四川達州“扶老案”已過去兩年多，但對于事件中3位得到“委屈獎”孩子的家庭，糾結和顧慮仍如影隨形。小江的父親讓兒子轉學，為了照顧兒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離開達州，舉家搬遷，這是這個家庭的艱難抉擇，“畢竟，我們已經在達州買房了。”
這起“扶老案”本已有個光明的結尾:訛人者被行拘，扶人者受褒獎。而小江家退回委屈獎，并搬離達州，可謂“橫生枝節”，讓光明結尾蒙上了陰影。目前的種種信息，無法說明小江家受到了威脅，但他們選擇搬離，與無奈、焦慮，乃至恐慌有關。
江先生說，“主要是從孩子安全角度出發”。這意味著，在江先生看來，他一家仍處于恐懼之中，并未徹底擺脫夢魘。而另一方當事人——蔣婆婆，如今仍表示:“我們仍在繼續尋找證據以證明清白，我們并沒有放棄。”這也許是促使江先生搬家的一個因素。
搬還是不搬，是江先生的自由;證不證清白，也是蔣婆婆的權利。但要看到，扶人被訛雖是個例，卻極具殺傷力，以至于有段子調侃，“遇到敢扶人的男人就嫁了吧，肯定是富二代。”如果放任訛人現象，道德惡化必將不可收拾，陷入每況愈下的境地。
基于此，應從兩個方面反思。其一，如何徹底遏制扶人被訛現象?深圳曾出臺被稱為“好人法”的《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其中明確規定: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救助人，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規定行為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部法規是全國首部保護救助人權益的法規，導向意義不容低估。
顯然，讓誣陷者不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價，他們才不敢恩將仇報。簡言之，讓守法者不孤單，讓違法者存畏懼，好人才不難做。
其二，如何倡導人們向善?應看到，具有懲戒性的法律，或可保證一些人不敢誣陷他人，但難以鼓勵人們做好事。為此就需對行善者積極獎勵，讓做好事的人，不僅獲得心理上的成就感，還能獲得物質乃至精神層面的犒勞。當做好事不僅無后顧之憂，更能被全社會高度認可時，做好事就能蔚然成風。
應該理清的是，現實中確有訛人的老人，他們消費攙扶者的善心，敗壞社會風氣。但不能就此形成批判定式，一看到老人聲稱扶人者是撞人者，就認為老人很惡，扶人者很冤。同時，更不能認為是壞人變老了，將老人污名化，陷入另一個極端。
“法律之明了，不盡在其條文之詳盡，乃在其用意之明顯，而民得其喻也。”誣陷攙扶者，確實可惡，讓違法犯罪者交由法律處置，是最好的途徑。同時，我們要讓法律揚善，讓做好事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順其自然，自然而然。（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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