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36年，在國際關系原野上蜿蜒走出了一條不同于古往今來大國對抗的新路。最近舉行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成果斐然，即是例證。這是兩國高層不斷大格局、大手筆尋求戰略利益契合點，不懈推動雙邊關系發展的結晶。
回望中美關系的顛簸前行，每一階段都有核心事務要著力解決。當下，在亞太戰略區域，似乎中美摩擦的腳步越來越近。主因在于美國感到戰后70年美國國力的“高峰型”態勢及“一言堂”格局因中國發展而走樣。無疑，亞太地緣安全正面臨百年大變局，中美關系因此面臨由其衍生的“戰略互信”與“亞太互動”兩大問題。
從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就啟動戰略重心東移，不斷加強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布局與軍力投放。近年來，在美國一些人眼里，中國維護領海主權與拓展海洋權益、倡導建立亞太安全秩序、改善周邊安全環境的外交舉措是“對外示強”，是試圖挑戰美國的亞太軍事優勢及戰略主導權。對中國在南海主權范圍內的島礁建設，美方一些人反應過激。部分智庫、學者甚至鼓噪改變對華戰略，加大“再平衡”力度，反制中國。
但也有一些有識之士中肯指出，影響中美關系發展的癥結是“互信”出了問題，更確切地講，是美國一些人心中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大國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確實，國與國之間力與利、局與勢的任何變化，均有可能導致“戰略互信”轉變為“戰略互疑”。“信”是易碎品，“疑”是易燃物。中美關系亟須建立戰略互信，防止戰略互疑焚毀迄今所積累的“信任”珍品。
建立中美“戰略互信”是篇大文章，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要做好這篇大文章，就不能不探究關乎中美互信的“今是昨非”，尤需辯證對待“是”“非”的演變關系。撫今思昔，中美幾十年前聯手抗蘇之“昨是”，已演變成“今非”；相反，正鬧摩擦的網絡安全、投資協定、貨幣政策等“今非”，在化異、存異、求同、趨同之后，今后完全可以轉化為“明是”。
筆者這么展望，絕非盲目樂觀。現如今，中美在全球性問題上保持緊密合作，其中不少“今是”是“昨非”經過摩擦、吵架、施壓、諒解后演化而來的：宏觀政策協調對世界經濟的牽引、6000億美元貿易規模對國際商品的吸收、中國長期購買美國國債對金融的穩壓、彼此借力加速經濟機構轉型及倒逼投資機制改革等等。可見，對于中美雙方一時不能取得共識的重大問題，任何一方都不應慣性思維地由生疑而猜忌乃至反應過激，而應上升到“是”“非”演化規律的高度來認識，并遵循規律，“培養良好的合作習慣”。
亞太地區有不少此類“今非”或變“明是”的事務。因此，該地區可以成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試驗田”。兩國戰略界不妨一試，努力找出一條共處之道——構建新型亞太關系，尤其是構建新型軍事安全關系，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充實內涵，拓展前景。為此，兩國戰略界應學思結合，進一步深化、細化如何以具體合作積累信任，以互相信任增進合作的方案。
那么，能促進中美增進互信的合作路徑有哪些呢？戰略界較積極的看法是，穩定阿富汗局勢、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維護海上航道安全、促進貿易自由化、保持多層次軍事接觸，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發展清潔能源、災害預警與應急等領域。實實在在地做，可以讓中美合作共贏與增進互信良性循環起來，可以讓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落在實處、走向成熟。
在客觀條件與主觀能動性的關系上，毛澤東主席有句名言：“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美國有識之士建議，重視中國渴望的“尊重”，在亞太安全、經濟事務中給予中國“一席之地”。當然，中國也承認美國在亞太有現實利益，愿意看到其發揮積極作用。總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事在人為，雖任重道遠，“初極狹，才通人”，但寫好了“戰略互信”這篇大文章，勢必“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陸忠偉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原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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