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評論是對作品的闡釋和對閱讀的指導，也是對作家創作的調節和對讀者鑒賞趣味的糾正，同時也是對整個文藝發展的推動和指引。以人民為中心，既是文藝評論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內在要求，也是時代和人民的呼喚，應當成為文藝評論家的時代自覺。
文藝評論雖是個人性的表達，但超越狹隘個體經驗才能進入恢宏時代場域
文藝評論是以文藝作品及文藝現象為媒介，實現評論者與作者、讀者以及社會溝通、交流、互動的活動。個體發聲作為評論的基本樣式，天然地帶有個人性的烙印，而且也正是因為評論家千差萬別的經驗體認、個性表達，才有了評論觀點的多姿豐盈以及文藝爭鳴的激蕩和生動。但文藝評論的藝術個性和領異標新，更多地體現在不同評論家話語措辭上的各有千秋、行文風格上的高辨識度、理論視角上的豐富多元、興趣優勢上的揚長避短，而不是刻意以所謂的“獨特個性”和“邊緣化”來彰顯與社會生活主流的脫離、與人民普遍感受的脫節。因為，評論雖是極具個人化的行為，卻并非囿于個人意識的憑空發揮和無限張揚，也非絕對孤立和封閉性的行為，而是需要在最大可能理解客體、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引發他人共鳴；評論者固然也應從感受最強烈的地方入手寫自己最熟悉、最有興味的內容，但其本質和價值也不僅是表達個人經驗，而是通過個體表達尋找自我認同與大眾認同的一致性，進而達致與時代共振、與人民共鳴。
究其本質，文藝評論乃是面對社會歷史的發聲，是借由作品通過評論個體心靈的書寫傳達出時代的經驗與人民的心聲，進而為作者引前路、為讀者指方向、為時代校判準。評論者只有走出小圈子化的自我桎梏，進入時代場域，真誠體驗現實生活和人民喜怒哀樂，自覺將評論活動納入對時代氣象與社會本質的理解把握之中，才能接通個人與讀者及社會的聯系，才能使評論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同聲相求。如果執著于以個體經驗制導評論，執拗于自我情緒的自怨自艾自賞自戀，抑或自以為是、以“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偏狹吸引大眾眼球以博取影響，就會淪落為黑格爾所批評的那種“惡劣的個性化”。
正所謂，有大胸懷方有大境界，有大立場方有大判斷，評論家生活積淀的厚度決定文藝評論的高度。評論者只有自覺擺脫個體經驗的局限，努力擁有閱歷生活的寬度、體驗生活的深度、把握生活的厚度，才能夠將評論扎根生活，與人民緊密相連。同時，評論者只有擺脫個人情緒化偏見，自覺站在廣大人民利益的立場去分析、檢驗，通過評論參與更普遍性的對話，才能充分體驗人民在創造歷史和推動歷史發展中的生動實踐、偉大力量和感人精神。如果疏離生活，與社會大眾的生活隔膜很深，評論就易成為凌空的虛蹈；如果缺乏人民性的規約，與普通讀者的情感疏遠，評論就會成為遠離時代、遠離人心的落寞風景。就此而言，任何有追求的評論家，都應腳踏實地走向大眾、走進生活，潛心去觀察、體驗、思考時代的洪流，努力觸摸社會生活的本質，自覺用生活厚植文藝評論的根基。
文藝評論雖需要思想燭照和理論指導，但更需發掘作品字里行間存在的人的價值和意義
文藝評論是一種理性的分析評價活動，天然地帶有理論的戳記。但文藝評論的目的并非簡單地驗證一種理論方法、表達一種學術洞見，更不是不加辨析地來一場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學術旅行。我們常說，文學是人學。事實上，一切文藝活動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活動。文藝評論歸根結底不僅是一種“非常精確的智慧勞動力分工”，更是一種豐盈的精神建構活動，目的是獎掖文藝之美、頌揚人性之善、促進社會向上。關注人、指向人，探究人的存在價值和生命意義，乃是文藝評論的基本指向和內在訴求。評論家只有敞開自我生命，在評論中灌注生命體驗和生命意識，才能觸及文藝作品的本質和文藝評論的實質。在這方面，中國傳統的詩學、評點等就帶有明顯的從生命體驗與文化中生長出來的評論特征，古代文論家對歸隱題材作品的贊美，對詩圣杜甫等愛國詩人的崇高評價，對情景關系的深刻論述等，無不散發著生命體驗的溫度，無不流露出對溫暖人性、高尚情操的關懷與認同。就此而言，那種不及人和不深切關聯現實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意義的評論，那種試圖用一套理論詮釋所有文本而最終又不觸及人心的評論，一定程度可謂是對評論本質的背離；那種沉溺于理論炫耀和知識堆砌的評論，那種習慣于將西方學術話語在中國進行文本操演的行為，也無異于與普通大眾的自我隔離。
作為一種精神建構活動，文藝評論需要理論指導，更需表達一種價值關切和精神引領。評論家應當以自己的豐富閱讀經驗、深邃藝術見地和敏銳的審美感知力，發掘作品字里行間存在的人的價值與意義，從而給予讀者一種積極正向的人生啟迪和價值引領。面對時代的文藝熱點現象、焦點問題，評論家也應更為積極地深度介入文藝現場，緊貼當代文藝創作實踐，給予客觀深入分析和評價，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及時辨是明非、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發揮評論應有的發現美、“呼喚愛、引向善、看取光明、正面造就人心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作貼附著文本的梳理和呈現，抑或面對讀者和大眾的關切總是習慣于躲躲閃閃，那么文藝評論就會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附庸和幫閑。
不忘初心，方能牢記來路。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文藝評論的最高價值尺度應該是多大幅度、多深程度上體現人民的判斷和需求。評論家只有站在先進的人民立場，心懷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民的真誠，在海量的文藝作品中披沙揀金，對大眾的審美趣味進行健康引導，對人們的精神訴求給予積極指引；同時，及時廓清人民應該需要的和現實需要的文藝精神財富之間的界限，正確引領而不簡單迎合、積極培育而不刻意屈就，才能展示出一種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評論姿態，才能砥礪時代精神、傳遞向上向善價值。
文藝評論雖端賴于專業知識和邏輯力量的支撐，但文風接近大眾才易走進人心
任何一種評論倘要發揮功能，就必須考慮其傳播力和可接受性。文藝評論尤其是專業評論、專家評價，是借助專業知識對以作品為中心的文藝現象進行的深入分析和深刻評價，往往烙印著專業性、知識性的脈絡痕跡。但這并不意味著專業評論、專家評價天然地就與大眾理解之間橫亙著不可理解的鴻溝。所謂接地氣方能有人氣，走近大眾方能影響和征服大眾。評論家只有自覺將評論話語放置在人民語境之中，注重內容的深入淺出，轉換為大眾可以理解的表達方式，才能抵近大眾生活、觸發大眾情感共鳴。
中國古人言，“大道至簡”；西方也有諺語，“最深刻的道理，是最簡單和最樸素的”。文藝評論的深刻性與話語風格的平易通俗并行不悖。我們所熟知的大詩人白居易“力求淺白、老嫗能解”的文學詩話，充分說明了語言表達的簡潔淺易并不影響詩歌內容的豐富深刻及藝術質地。創作如此，評論亦然。文藝評論不是捉迷藏，佶屈聱牙也非評論之學術深度和理論新度的征示標記，關鍵是要找到恰切的話語表達方式。中國古代的印象式文學批評之所以深入人心，一定意義上也是得益于其“以詩論詩”的簡潔、生動和典雅。當下“學院派批評”之所以屢遭詬病，很大程度上也源自大眾對其艱澀冗長、冰冷僵硬話語表達方式的不滿，對其只見學術表情而乏生命溫度的拒斥。對此，是虛心反思自省，還是依然故我地保持“獨上高樓”的抽象和朦朧，也考驗著評論者的胸懷和真誠。
當然，通俗不等于低俗。提倡評論文風的接地氣，并不是說因需考慮讀者接受或為贏得大眾點贊，而要刻意降低自身應有品格來迎合大眾，甚至以低俗媚俗來博取眼球。文藝是一種關于美的學問，文藝評論是對美的分析和評價，評論話語也應追求美的規約和提純，盡可能以其樸實、得體而優雅的語言給予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強調評論的人民立場和接地氣，并無否認不同評論形式之間的客觀區別，也不是把文藝評論導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受專業因素等影響，專家評價也會與人民評價表現出認識和理解上的當下差異，專業評論與一些時評、酷評之間也顯著有別，各種形式的文藝評論都有其存在的獨特價值，關鍵是要心存對人民的真情和對評論的敬重，修辭立其誠，方能感人至深。
列寧曾經說過：“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文藝評論也唯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自覺尋求個體與社會大眾的內在生命聯系，主動對接時代和人民需求，才能溝通作者、讀者和社會大眾，進而發揮評論應有的功能。這應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評論家的理論自覺和評論自覺。（胡友筍 萬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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