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傳統者常認為，中國傳統一無是處，因此要全盤西化。現在傳統有所復興，一些人就開始擔心，儒家是還鄉團、又要搞獨尊。對傳統有拒斥的自由派的最溫和說法，是說儒學作為一小撮人的倫理道德甚至宗教信仰，也還是不壞的。但是，在多元性是自由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它只能是一小撮人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除了這樣的倫理功能，儒學不要進入政治。這種將儒學倫理化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同情，但其實是百多年來閹割儒學的重要方式。
儒學不是只給中國人用的。把儒學局限為中國人的特殊文化，是百多年來矮化儒學的另一重要方式。真正的儒學，是應該有拯救世界的擔當的。當然，說“拯救”，不意味著只有儒學才能拯救世界，也不意味著儒學能夠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對自由與權利的維護、對政府的限制，現代憲治與法治系統應該是相對好的方式。誠然，說傳統中國有憲治，所以我們能夠接受憲治，這不符合歷史；但是，對那些將傳統中國描述成一味專制、沒有制度性制衡的說法，傳統中國或者儒家憲治說，可以說是在矯枉過正。
我們為什么需要儒家？在內政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問題重重，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外交上，希臘等國的脫歐運動、歐洲的難民困境乃至法國最近的恐怖事件，都為西方的“人權高于主權”的世界主義模式（歐盟為此種模式的代表）投上了陰影。于是，就有人開始崇拜“中國模式”。但是，我們躲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可能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徹底現代化的金融系統，這就好比只用算盤的人躲過了世紀交替時的Y2K危機（計算機“千年蟲”危機）而并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一樣。但當我們真的開始金融轉型之時，卻遭遇前一陣的股市狂跌。于是乎就有人跳出來，號召我們拒絕現代，回到算盤時代。其實，理想政治制度的探尋，并沒有終結。我們要在看清現代性的某些方面（市場化、全球化、科技發展，等等）不可阻擋的前提下，看看是否能馴服現代性，而不是拒絕現代性。
關于儒家如何提出建設性的內政與外交模式，筆者認為，西方自由民主體系問題的一個重要根源，不是其自由與憲治，而是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是，一人一票的制度，意味著只有本國投票人才能對政治有決定權。在全球化時代，一國、一代的政治決定對其他國家的人、將來世代的人都會有影響（比如財政、環境政策），而沒有投票權卻受到這些政策影響的人，就只能寄希望于這些投票人的良心與智慧。在選民中間，有多數對少數的壓制。這在后民主化國家里面，在沒有法治與人權的保障下，多表現為種族沖突甚至是種族清洗。并且，即使有話語權的投票人，由于當代政治的過度復雜，以及全民勞動使得選民沒有閑暇的事實，連基于狹隘利益的理性決定都變得不再可能（更不用提面對他們良心的期盼）。很不幸的是，“一人一票”這一自由民主體系最有問題的部分，成了“銷量”最好的部分。
儒家提供了一個理論修正。一方面，儒家講“民本”，講“主權在民”，講“天聽自我民聽”。這就意味著，一個政府的政策是否讓人民幸福，要在信息自由、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人民自己表達出來。但同時，儒家又認為人民對政治的判斷能力、道德能力有限，因此要強調“大人”或者精英的作用。這種民意與精英的混合，可能修正前面提到的“一人一票”造成的民粹政治。
在國際政治上，儒家對主權有有限地接受，但是它必須受“仁責”的限制。國家主權的合法性，來自其政府對人民利益的維護，即仁政之責。儒家的國際關系原則，不是人權高于主權，是仁責高于主權。當一個國家不盡仁責，其主權就要受到限制。當這種失職到了某種極限，這個國家就徹底失去了其主權；而救其人民于水火，成了有仁責國家的義務。
《春秋公羊傳》提出過，“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說，“諸夏”，即符合基本文明標準的所有國家應該結盟，去抵御蠻夷。對抵御、征伐夷狄的決定，由諸夏作出，而夷狄在此沒有平等的投票權。儒家的這種天下體系，不是現代的聯合國體系。但同時，它又不是走向取消國家之路的世界主義體系，因為它接受在文明國家之間，本國存在的合法性和本國利益優先。因此，儒家的天下體系，是走出民族國家與世界主義兩極的中庸之道。回歸傳統，提出一套維新的傳統話語，也許才能解決不再挨打、不再挨餓的當代中國不斷挨罵的問題。（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白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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