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到：“我們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形成‘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之勢。”
“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出自唐代文學家、詩人韓愈的詩《病中贈張十八》，本意是稱贊張籍筆力雄健。斛是量具名，古以十斗為斛，百斛泛指多斛。“龍文百斛鼎”，是有著龍形花紋的多斛大鼎，被認為是最重之物；扛鼎是能用兩手舉起鼎來，形容作家筆力雄健。兩句詩的意思是說，張籍的作品既有如同百斛之鼎那樣厚重的內容，又能夠將這些內容充分表現出來，形成一種不凡的氣勢。韓愈對張籍的這種評價，既是對張籍的贊揚與期許，也是表達了自己所中意的文學風格。韓愈的這一評論與張籍的創作實際不是完全符合，倒更像是韓愈的“夫子自道”。這也是韓愈評價他人時常有的情況，如他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評價孟郊的作品，以“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評價樊宗師的作品，這些評語都更像是韓愈自況。
韓愈的文學創作達到筆力扛鼎的境地是有多種原因的。這首先是韓愈具有深厚的儒家思想的學養。韓愈自幼即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自述“始則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儒家之“道”包含豐富的內容，如其民本主義思想、仁政的理想、選賢任能的主張等。韓愈對儒家這些思想精華的接受，使其有一種正義在胸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儒家之“道”與“圣”密不可分。按朱熹的說法，“道便是無軀殼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因此，儒家之“道”的傳承，不僅僅是思想原則的授受，同時也是圣人人格精神的感召。就此而言，韓愈受到了孟子很大的影響。他繼承孟子的精神，以維護儒家之“道”為己任。“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于既倒”“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表現出視死如歸、勇不可當的道德勇氣。
其次，韓愈一直關注社會現實的重大問題。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說：“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于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于意也。”其散文創作多選重大題材。《張中丞傳后序》《論佛骨表》固然是直寫社會的重大事件。《馬說》及《送董邵南序》等篇表現知識分子的懷才不遇，這也是社會重大問題。《送楊少尹序》寫唐代士大夫離開朝廷即無所歸依的狀況，反映了唐代社會士族子弟人生的重大變化。《祭十二郎文》表達了唐代士人因求學求士而無法照顧親人而生的歉疚之情，表達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的情感體驗。就連被看作是游戲之作《毛穎傳》，也有豐富的社會歷史內涵：文章把一支毛筆人格化，實際上寫了皇權不斷加強的歷史進程中，知識分子只具有工具的價值，若君王覺得他“不任吾用”，立刻就棄之不顧。
總之，韓愈的散文短小精致，綜合起來看，反映了唐代社會文化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從表面看，文章所寫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場景，但其中往往蘊含著時代的風云變幻。這讓韓愈的散文具有了內涵豐富的特點。蘇洵說“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或即指此。
另外，韓愈還多方面地學習繼承前人的文學藝術創作經驗，在此基礎上加以創造，掌握了高超的藝術技巧。其《上兵部李侍郎書》又說自己“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韓愈讀書“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不僅接受了前人的思想，同時也學習了前人的文學創作經驗，從而獲得自由駕馭語言的能力。韓愈一直以前輩文學大師為師。在散文寫作方面，韓愈受孟子與莊子的影響最大。詩歌創作方面，韓愈對李、杜最為敬佩。這些文學巨匠都對韓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韓愈作為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在文學創作中堅守一種政治理想，密切關注現實，反映社會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并充分借鑒傳統文學的經驗，以非凡的筆力將自己的思想見解加以表達，創作出既有深刻思想內涵又有完美藝術形式的優秀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曉敏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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