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詞匯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諸多成果，那時許多人，特別是社會精英階層，很喜歡說“霸氣”這個詞，做派動靜也大。一位律師朋友每次講述他勝訴的過程，總以“人一定要霸氣”結尾，同時把磚頭一樣的第一代手機在桌子上狠敲一下；媒體則時常報道某領導“拍案而起”，“怒斥”誰誰誰。
社會生活變化了，時尚和流行詞匯隨之悄然變化。后來，企業家的博古架上不僅僅有古董和洋酒，還有看起來很厚重的書籍，盡管起初擺放的有的是金箔打造的豪華書，或者只有書殼的假書。朋友們交談的時候，時不時會強調“做人要低調”；如果一個公務員被人評價為“低調”，他一定很滿意，尤其在中央八項規定發布之后。
用平和取代咄咄逼人，用書籍取代山珍海味，用“低調”取代“霸氣”，短缺時代的烙印被熨平，審美水平開始攀升，“亢龍有悔”成為共識，證明了“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古訓，當然是巨大進步，但還遠遠不夠。“高調”“低調”本是音樂用語，而調子高低要由聽眾評判，所以無論是“霸氣”還是“低調”，都是做給別人看的，具有表演性質。一個人強調自己“低調”，等于暗示他本來有資格“高調”。
真正的低調不是給人看的，更不是經過裝飾的“高調”。門好進、臉好看、事不辦，讓心急如焚的群眾白跑，是尸位素餐的懶政怠政，是掛著笑臉的傲慢。一邊自詡兩袖清風，一邊拍板大上耗能污染低效“工程”，是公然勞民傷財；用礦泉水瓶子裝茅臺酒，躲進私人領地饕餮公款，是瞞天過海，違反黨的紀律；騎破自行車上班，穿幾十塊錢的衣服，私底下撈足了人民血汗，是違法犯罪。錢鐘書說“俗人就是裝模作樣的人”，我覺得作偽不但是惡俗，更是取巧。
真正的“低調”是本色，是發乎內心的自然，是“本來如此”的真實，當事人根本意識不到什么“高調”“低調”。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宴請陳嘉庚，兩個戰士過來坐在他的長板凳上看熱鬧，戰士擠一擠，毛澤東讓一讓，竟然毫無感覺。杭州拾荒老教師韋思浩去世后，家人才發現他捐資助學已經20多年，還悄悄辦理了遺體捐獻手續。我的老同事、周恩來同志的侄女周秉德曾經放棄分房的機會，把溫暖讓給年輕人。我把她至今為人稱道的善舉寫成文章發表，她竟想不起來，一臉迷茫地問：“有這事嗎？”
革命隊伍渾然一體，本來就不該存在高低貴賤，所以毛澤東對戰士“擠板凳”才渾然不覺。韋思浩老人的義舉同樣波瀾不驚，說明惟其如此他才心安。周秉德為別人著想是下意識的，早已習慣成自然，是周恩來無私無我的本色和高尚脫俗的真實折射。這些天然去雕飾的“低調”，是共產黨人的本來面目，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德行，這才是廣大黨員干部應該崇尚和追求的。（習 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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