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棚、魚缸、石榴樹，老爺、肥狗、胖丫頭”，老北京孩子的童年是和四合院相伴的，郁達夫說，四合院“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
對城市來講，四合院是老北京城的記憶和細胞，若沒有了它們，故宮、天壇就失去了底色，古都北京便失色不少。
然而，傳承了數百年的四合院正面臨嚴峻現實。近期出版的《北京四合院志》中有這么一組數據：在舊城改造中，北京的四合院總量已經由清乾隆時期的26000多處，變為20世紀80年代的6000多處，其中保存較好、較完整的有3000多處；到2012年，形制較完整的只剩1000多處，其中納入文物保護的百余處，老北京的四合院正處于逐步消失狀態。
與北京四合院的命運類似，在大規模的城市改造過程中，上海的多數弄堂也被高樓組成的小區所取代，城市不斷地長高、再長高。就當時來講，四合院多成了“大雜院”、弄堂也已經擁擠破亂不堪，既造成了生活的不便，也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所以集中成片拆除舊區，便來得直截了當、簡便易行。
但是，簡單粗暴的大拆大建終究是短視的。許多普通人和城市建設者意識到，城市的高度有了，歷史的厚度卻丟掉了，清一色的摩天大廈、玻璃幕墻再也載不動鄉愁。“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梁思成這句話讓越來越多人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還是不斷有悲劇發生。1931至1937年間，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租住在現在的北京北總布胡同24號四合院。讓人冒冷汗的是，這座被國家文物局認定為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四合院，后來卻被某公司拆除擬建設商業項目。此后，相關部門表示將以林徽因手繪稿為依據，在原址上整體完全復建“梁林故居”。
這出一拆一建的悲劇，讓人惋惜的同時，也讓人思考：名人故居況不能自保，傳統特色民居如何才能逃避厄運？面對強勢的經濟利益，面對各種復雜的現實問題，“留下”還是“拆掉”，城市發展中四合院式的問題究竟該如何解答？
應該說，留與拆的關鍵之處在于古建筑能否發揮出比新建筑更大的效益。如果古建筑能得到有效利用，綜合發揮出應有的經濟效益、文化效益或實際效能，那么這個問題就容易解決。
我們看到，類似于一些國外的古建筑保護和利用方式，上海新天地沒有推到之前的弄堂，卻是保留了最具上海特色的石庫門民居外殼，在古建筑內建設了全新的商業區，游人商賈絡繹不絕。與之類似，不少老北京胡同發展起了特色商業區，胡同游、四合院體驗等也受到追捧。有專家感嘆，通過新天地的改造，上海人大吃一驚，大家急切要逃離的古舊弄堂原來這樣好看，原來認為就是土地值錢，現在知道土地上的建筑、歷史空間也是值錢的，甚至更值錢。
當然，除了商業合理開發古建筑，還民居以民居，應當是更重要的課題。古舊建筑存在許多問題，為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能夠享受到現代生活，以北京菊兒胡同為代表，采取“煤改電”、上下水改造、疏散四合院人口、重新設計四合院空間等措施，讓當地人不愿走、外地人愿意來，正是很好的方向。
古建筑從來就是“立體的教科書，現成的博物館”，在不破壞其原貌的前提下，建設名人故居紀念館、展覽館等公益文化設施，發揮歷史文化的溫情感染，也是活態保護利用的有益途徑。
總之，對城市保護和發展來講，順應肌理，延續文脈，保留歷史的底色，就好比一個人，只有找到了記憶的起點，才看得清成長的方向。這是歷史文化傳承過程中最應該明確的責任。而面對城市歷史遺跡的快速消亡，如何傳承并建設起歷史底蘊厚重、綜合功能完善的城市人文空間，還需要更加有力的舉措。（鄭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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