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辦公廳《秘書工作》雜志一期曾以《辦公廳工作要做到“五個堅持”》為題，摘發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同中央辦公廳各單位班子成員和干部職工代表座談時的講話，講話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礎和根本。《論語》中就說，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們共產黨人更應該強化自我修煉、自我約束、自我塑造，在廉潔自律上作出表率。”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引用了《論語》中孔子與弟子子路關于“君子”的一段對話。原文是：“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這里的“修己”是講修養自己，“敬”是持敬、恭敬之意，“安”是使人平安，“百姓”并非今天的“老百姓”之意，而是指“所有的人”。“安人”“安百姓”的意思是“使人平安快樂”，“使所有人（百姓）平安快樂”。
孔子在這里回答了作為“君子”的兩大目標，也可以說是兩大標準，即修養自己與治國安民。他認為，作為君子的首要目標是修養自己，成就高尚人格，具有崇高道德，這是君子立身處世的關鍵所在，只有這樣做，才能安定周圍的人，進而使所有人都得到平安快樂。換言之，在孔子看來，“修身立德”與“治國安民”的關系是確立根本之道與在政治實踐中應用、踐行根本之道的關系。這就是儒家一貫倡導的“內圣外王”“修己治人”之道。
那么，這個根本之道是什么？是“仁”道。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也說：“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這是對君子所修之道與所行之道的很好解釋。簡言之，君子的內圣成德之道是“仁”道，外王“安百姓”之政就是“仁政”。
與孔子“修己以安百姓”思想相呼應的，還有《大學》首章的“三綱領八條目”。所謂“三綱領”，就是《大學》首句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所謂“八條目”，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章的結語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一書，歷代儒家都認為是“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尤其是首章最重要，被朱子判定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經”文。其三綱領、八條目歸結為一句話，就是所有人都必須“以修身為本”。這從根本上揭示了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性特質。
綜上所述，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根本點在于“修己”，即“修身為本”。這是這個命題所蘊含的根本要義，但君子之道不止于“修身”，而“止于至善”，這個“至善”是什么？就是通過修身立德而達到“安百姓”的治理目標，即達到使所有人都平安快樂的政治目標。孔子認為，“修己以安百姓”是政治的終極目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這一點，連堯舜那樣的古代圣王都擔心做不到。孔子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為政者以堯舜為榜樣，時時警策自己去做“安百姓”的工作，必使所有人都平安快樂而后心安，倘有一事未定，一人未安，則以此為病也。這種以“安百姓”為最高政治理想的精神，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生動體現。
歷代儒家都繼承了孔子“修己以安百姓”命題所體現的道德人文精神。如孟子勸說梁惠王施仁政、行王道的一番大道理，荀子主張“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治國方略，董仲舒所謂“任德不任刑”的王道理論，都繼承了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道德人文精神。程頤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王陽明在解說大學“三綱領”與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聯系時說：“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又說：“‘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這個體、用、要的解說，是對孔子核心思想的精辟論斷。
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在當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其一，為政者的自身修養最為重要，必須嚴于律己，自我修煉，做個品德高尚的君子；其二，對于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而言，修身立德首先是立“廉潔自律”的官德。做官應該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在廉潔自律上作表率，才不至于掉入貪欲陷阱，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三，領導干部必須始終牢記“安百姓”的政治目標，想人民所想，為人民興利除害，使人人安居樂業，快樂幸福。這就是今天學習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之言的意義所在。（作者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 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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