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培育“新鄉賢文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一說起“鄉賢”，大家就容易想起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的“鄉紳”。今天提出“新鄉賢”，表明當今的鄉賢與過去有區別。那么，“新鄉賢”到底新在哪里？
“新”在現實基礎上。傳統鄉紳基本上世居鄉村，除了科舉應試、入仕為官外，都在鄉村安身立命，在鄉村公共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那些離開鄉土的官員退休后，也得“告老還鄉”，回到屬于自己的那片鄉土。應當說，鄉紳的經濟基礎、社會根基和文化認同都在鄉村。而新鄉賢則大都是離土離鄉、已經完成城市化的人群，基本上脫離了鄉村的日常生活。他們來到鄉村，要么是造福桑梓、回報故鄉以實現更高的人生價值，要么是回鄉養老、享受鄉村獨有的生態、養生等公共產品，而無需過多介入鄉村的日常運作。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們為鄉里辦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新”在文化支撐上。新鄉賢同樣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表現出或多或少的家族宗族觀念、孝親睦鄰思想和落葉歸根情結，這都是儒家文化的具體體現。同時，新鄉賢實踐又表現出種種不同的文化動因。一些黨員干部在黨的群眾路線指引下，作為鄉賢回鄉開展服務工作。如德清縣要求縣級機關黨員干部都“返鄉走親”，參與原籍所在村、姻親所在村的鄉賢理事會。而一些企業家、年輕白領則把現代公益、綠色生態等理念引入新鄉賢文化中。如在“五水共治”中，許多農村的治水都有本鄉本土的企業家義務參與其中。得益于這幾方面文化理念的共同滋養，新鄉賢文化從一開始就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
“新”在地位作用上。在傳統農村社會，鄉紳是維系農村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如，有“江南第一家”之譽的浦江鄭義門，在明代就擔任浦江縣的“糧長”，義務為縣衙征收“皇糧”。這個職位并非朝廷任命的官職，而是朝廷讓地方鄉紳擔負的差役。當然，鄉紳不僅為朝廷辦差，鄉里興學恤孤、造橋筑路、救災紓困、定紛止爭等等，無不有賴于他們的操持。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實行的是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鄉賢理事會等組織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開展活動，主要是基層民主協商的形式，鄉賢們則主要起到為村兩委班子出謀劃策、協助聯絡和信息溝通等作用。
不過，無論怎樣“新”、怎么“變”，“鄉賢”的責任義務沒有變。孟子曾對此有過論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就是說，一個人“賢”與否，關鍵看他對“不中”“不才”之人，是“養”還是“棄”；照顧貧弱、扶助鄉民，這是“賢者”應盡的責任。責任就是榮譽，責任就是價值。對鄉賢這種責任的強調，大概就是許多本已離開鄉村的人樂于回鄉、樂當鄉賢的原因。
應當看到，這些年在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農村干部群眾的努力下，我們的新農村建設取得了相當成就。但是，農業基礎薄弱，農民增收乏力，農村發展缺人才缺資金缺資源的問題依然存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均衡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凝聚社會各界力量，特別是引導更多根在鄉土、情系鄉親的各界人士，投身共建家園、反哺鄉土的新實踐，顯得尤為緊迫、至關重要。
可以想象，一大批有積累、有情懷、有溫度的“新鄉賢”下鄉“認”親、返鄉“走”親、回鄉“養”親，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田園圖畫——扶養貧弱的鄉里鄉鄰，保養宜人的鄉景鄉貌，涵養文明的鄉風鄉俗，滋養深沉的鄉戀鄉愁，支撐起溝通城市與鄉村、連接傳統與現代的公共空間——我們有充足的理由，對新鄉賢寄予厚望！ （畢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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