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兩位農民工成了新聞人物。4月8日下午，湖南人胡國輝和彭孝良，路過廣州白云機場航站樓9號門時，拾到一個白色紙袋，內有35.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30余萬元。“飛來橫財”并沒有誘惑到生活拮據的農民工，他們毅然將手提袋原封不動交給機場派出所。重獲巨款后，3名埃塞俄比亞失主激動地向兩位“恩人”表達感謝。
沒有太多的“沖突”，其實這只是一則普通的“拾金不昧”的故事，只是兩位農民工兄弟“每天不到20元的生活費”的困頓在“200多萬元巨款”的反襯下，讓這起“拾金不昧”的故事有了那么一些跌宕。在廣州打工十多年，依然過著拮據的生活，甚至連高鐵都沒有坐過，但他們依然能抗拒“巨款”的誘惑，為他們的品德狠狠點贊，并不為過。
大概為了“烘托”農民工兄弟的品德，新聞里的兩句話讓人感覺有些異樣。新聞說，“胡國輝和彭孝良拾金不昧的事跡曝光后，他們的身份和生活狀況成了網友們熱議和欲知的細節。許多網友評論，猜測這兩位拾金不昧者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有著高素質、高收入人群。”不知道是否真有網友如此評論猜測，總之，這句話的潛臺詞似乎是：“只有收入高的人才不會眼紅這飛來的橫財，只有高收入群體才能抗拒巨款的誘惑。”說得直接一點，這句話多少有點“標簽化”解讀這起“普通”的拾金不昧事件。
無意去“放大”新聞中所謂“網友評論猜測”的副效應，但實際上，在對“社會道德”這個命題的觀察上，“標簽化”解讀的現象頻頻出現。當下涉及公共道德的話題都可以輕易發酵成熱門話題，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樣的規律：當我們看到“窮人”拾金不昧時，輿論開始強調“禮失求諸野”；當我們看到“窮人”碰瓷的新聞時，輿論又開始強調“倉廩實而知禮節”。看到富人作惡，輿論就說“為富不仁”；看到富人慈善，輿論又感慨“先富而后教”。
就像“一會兒罵醫生一會兒捧醫生”“一會兒罵教師一會兒捧教師”一樣，談及公共道德時，我們總是不自覺地和“道德”主體的階層、群體等社會屬性發生聯系。可最明顯不過的事實是，做好事的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做壞事的亦然，描述評價一個群體乃至一個階層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因為在任何一個群體、任何一個階層中，都很難找到一種普遍的、人人認同、人人遵守、人人踐行的道德規范。即便身處同一個階層、同一個群體、同一種職業，每個人都對道德有著不同的社會認知、不同的社會實踐，抽象的“公德”問題，在付諸實踐時可能成為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成為一種個人的理解、選擇和實踐。
進一步說，當道德變成私事，變成個人化、個體化的事情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道德失去了普遍的指導力、規范力和約束力。當我們習慣以標簽化的視角來解讀有關道德的種種事件時，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已經承認道德私人化了。就像這起農民工拾金不昧的故事中，很多網友想當然認為“這是高收入人群才會做出的選擇”，按照這樣的猜測邏輯，他們已經自然摒棄了“窮人也能抵抗巨款誘惑”的選擇。事實上，拾金不昧這種品德應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規范，被所有人認可和遵守。之所以會有這樣那樣的猜測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這種社會規范的普遍有效性已經失守。
一種看似更高規格的頌揚，只因它無形中植入標簽化的底色，反而破壞了本色的美好。這些年我們總在說“道德重建”，道德重建首先就要提醒大家對道德乃至公德有基本共識，對于一些行為規范、社會認知，都應有大體相當的共識，如此才有可能重建。如果每個人對于道德的理解都不同，具體實踐也不同，甚至根本不認為道德具有公共性，而認為那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自由選擇，那么重建就會比較麻煩。
由是觀之，“標簽化”頌揚這一起拾金不昧的事跡，反而突顯公共道德的某種困境。 （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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