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鑒，遠非單向的“文化輸入”
中外之間從未中斷文化的碰撞。那些遠赴中國的外國人如何生活、有何遭遇、怎么看待中國，又如何參與推動中國的變化，是美國學者史景遷《改變中國》一書的主題。在這本書中，作者選取了17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300多年間的16位西方人士，看他們與中國有怎樣的“文化相遇”，而中國文明又是怎樣在一次次的“刺激”中進行調適。
從湯若望、南懷仁到鮑羅廷、陳納德，從天文歷法、西方醫學到國際貿易、現代軍事，這些“洋人顧問”帶著專業技術、抱有特定使命踏上中國土地，試圖用各自的方式“改變”中國。然而，歷史證明：文明的對話不是為了改變，而在于交融。
馬克思曾說，“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即便是帶著先進理念和技術而來，如果不摸清現狀、條件、傳統，就一味地想著“以舊換新”，也容易陷入“兩不相宜”的尷尬。比如，早期的傳教士們希望從歷法入手，用科技專業來勸服中國人皈依天主，重構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這種“巧思”終告失敗。歷史事件和人物或許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文明的交融同樣如此，中西方如果不能對自己有深入的認識、對對方有全面的理解，“由來已久的誤認”還會發生。
文明的交融不是單向的“侵入”，而是雙向或多向的“交流”，中國文明也曾在西方投下巨石、掀起巨浪。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道，西方正是為了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路，才有哥倫布的遠航，是為了通往東方而意外發現了美洲。有歷史學家說，這是“被中國發現的歐洲”，而一位西方的詩人也說，如果你聽到了東方的召喚，就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了。在西方的啟蒙時代，萊布尼茨呼喚“現在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醒！”伏爾泰感慨，“中國是世界上開化最早的國家”。可以說，正是中國和東方的召喚，推動了西方文明走出中世紀的蒙昧狀態、迎來現代文明的曙光。
21世紀，依舊是世界走進中國的世紀，但更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世紀。留學生、企業、國際組織、民間交往等，搭起了中外互通互融的橋梁。應該承認的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外國友好人士的傾力相助，“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中國人的歷史傳統，設立并頒發包括“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等榮譽，也是對文明友好交流的致敬。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跨國界、跨時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鑒，遠非單向的“文化輸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們需要去深入了解”，文明交融、友好傳承，其根基在民眾、在每一個人。
“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志趣不在這里，而是在中國。”正如書中講述的美國人伯駕的故事，中國從未失去對世界的吸引力，也不會關上對外開放的大門。伴著東方古國發展而產生的文明交融新故事，才剛剛開始。（李洪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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