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指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要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性和發言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國家間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國際規則對國際關系的建構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近代以來的國際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1815年的維也納秩序、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秩序和二戰后的大國秩序等，主要是通過武力和戰爭來塑造的，今后的國際秩序將越來越依賴于非武力性質的國際規則來建構。國際規則不僅左右各國間利益分配，而且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所能扮演的角色，并對其國際行為合法性進行評判。因此，國際規則話語權的競爭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重要形式。
國際規則話語權是重要的制度性話語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這對我國國際話語權建設提出了新要求。這里雖然強調的是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制度性話語權，但對這一要求應作拓展理解。其一，國際制度不僅存在于經濟領域，在政治、文化、宗教、環境、衛生、安全、反恐等領域也大量存在。國際制度分為有形的制度和無形的制度，前者通常體現為國際組織規定和明示的國際協議，后者主要表現為具有制約性的習慣性做法或共識。相對于前者，后者為“弱制度”。西方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聯合國安理會、世界衛生組織、核不擴散條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奧委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國際人權公約禁雷運動、達沃斯論壇等著名的政府間或非政府間組織及運動、論壇，就是不同領域典型的國際制度。其二，不論是有形的國際制度、還是無形的國際制度，不論是全球性的制度、還是區域性的制度，不論是聯合國這樣的綜合性國際組織、還是國際清算銀行這樣的專門領域的國際組織，其核心都是國際規則，沒有規則就沒有國際制度。因此，要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首要的是爭取和提高我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各國針對國際話語權而展開的競爭，實質上是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競爭。舉例來說，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貿易和投資領域最重要的組織，中國加入該組織，是通過國際規則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步驟和舉措。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強權國家，曾試圖領頭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建立“21世紀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這一企圖受挫后，奧巴馬政府又花大力氣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談判，并且明確表示，其意在建立新的貿易規則，“不能允許中國來書寫全球經濟規則”。這兩個例子，充分表露了當今世界國際話語權競爭的實質。又如，為落實聯合國氣候框架變化公約而召開的世界氣候變化大會，要達成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應對氣候變暖的減排協定，中間經歷了京都議定書、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協定等多次討論，曠日持久，直至達成巴黎協定。這其中最大的爭議，就在于在能源使用與碳減排上應確立什么樣的國際規則。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把握增強中國國際規則話語權的著力點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在現有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中沒有主導性地位，總體而言尚缺乏強大的國際規則話語權。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加入的國際組織較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由于多數國際規則的制定已經由西方國家主導完成，作為后來者的中國往往要通過對既有國際規則的認同來參與國際治理。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在國際制度的創建和國際規則的制定上產生了日益重要的影響，如在國際氣候公約的談判中扮演了負責任大國角色、在區域安全領域主導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在經濟和發展領域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參與創建了二十國集團、與東盟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等等。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看到中國在國際規則話語權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國國際規則話語權不斷增強的態勢。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們應針對不同問題，制定相應的國際規則話語權戰略，明確增強中國國際規則話語權的著力點。
抓住網絡空間這一重點領域。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國際規則各不相同：有的領域國際規則相當成熟，改進的空間較小，有的領域還沒有形成較為成熟、穩定的國際規則；有些國際規則影響全局，有些國際規則的影響則局限于較小的范圍。要增強中國的國際規則話語權，必須抓住重點領域，而網絡空間就是一個具有全局性影響、但相關國際規則尚不成熟的重點領域。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人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我國在互聯網技術發展領域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具有后發優勢和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可以在相關國際規則制定中爭取較大的話語權。增強我國在網絡空間的國際規則話語權，網絡技術力量是基礎、線上運行規則是核心，要將線上規則與線下技術力量結合在一起。
用好中國文化和中國智慧。在國際規則制定中，中國不能做被動接受者、追隨者，而應作為平等的一員乃至成為主角。對于一些不公平的國際規則，要在適當的時機爭取修訂；對于一些與我相關的新的國際規則的創建，要體現中國思想、中國價值和中國方案。而我們能為國際規則的制定作出獨特貢獻的一大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增強國際規則話語權的重要基礎，是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和中國智慧。例如，對于現有國際規則的修訂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要知白守黑、審時度勢；在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的過程中，要順勢而為、以德服人，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與周邊國家建立信任機制時，強調“親、誠、惠、容”；在制定解決國際爭端和利益糾紛的國際規則時，強調兼愛、非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化敵為友、化干戈為玉帛；等等。
遵循話語權生成的基本邏輯。作為國際話語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際規則話語權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同時也遵循話語權生成的基本邏輯。強大的邏輯說服力、公正的價值理念、科學依據和實證材料等，是構成話語權的要素。在增強國際規則話語權問題上，這些要素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中國要力爭做到在議題設置上有引導力、在規則制定的討論中有說服力、對于霸權傾向有回擊力、對于質疑有解釋力。此外，話語權還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綜合國力、文化認同、媒體傳播、同人們心理期待的契合性以及制度的比較優勢等。增強中國的國際規則話語權，需要深刻把握這些要素與話語權之間的內在聯系。
遵循融通中外的基本原則。在國際社會，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關注點和價值理念往往千差萬別。不考慮差異性的國際規則，難以被不同國家和群體普遍認同，也就難以在國際社會得到普遍遵循。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擁有5000多年獨特文明和文化傳統的東方古國，作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中國對于自己的國際角色有特殊的自我定位，對于國際規則制定有特別的訴求。同時，作為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負責任大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對國際規則必須有全球視野和開闊胸襟。在國際規則的話語體系建設方面，我們必須牢記和遵循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論述，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張志洲 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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