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伊始，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慈善法，也是我國慈善事業建設的第一部基礎性和綜合性的法律，兼具慈善組織法、慈善行為法和慈善促進法的內容。慈善立法，十年磨一劍。之所以在近期提速，原因在于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我國慈善事業迎來蓬勃發展的時期，同時也凸顯法律和規制之不足。一方面，參與、從事慈善事業，甚至以慈善為業的人日益增多。原先的某些法律規定已經成為開展慈善活動的障礙，例如繁瑣的登記制度、滯后的稅收規定、募捐規則的缺失、慈善財產性質的模糊等等，有必要通過立法予以厘清和完善；另一方面，囿于相關法律制度的滯后，各方主體開展慈善活動無法可依，導致一些負面事件的發生，透支公眾信任和慈善熱情，要求立法規范的社會呼聲日益高漲。慈善法及時回應現實需要，生正逢時，力求全面、嚴謹而專業地規范和鼓勵慈善組織和慈善行為，促進慈善事業之發展，善莫大焉！
自古以來，慈善與人性相伴，乃人性之美的體現。法律上的慈善不同于生活上的慈善。法律之所以對慈善進行調整和規制，并非要限制人們從事慈善活動的自由和權利，更無意將生活中所有與慈善相關的社會關系都囊括在內。慈善法中明確慈善活動是公益活動，意指法律上的慈善活動的受益人應該是不特定社會公眾或者社會公眾的一部分，而非特定個體。所以個人求助和情誼行為不受慈善法調整，因為這些社會關系原本一直存續在人與人之間，基于愛情、親情、友情和同情，依賴公序良俗、習慣、文化和情感等提供秩序；超出一定范圍則適用民法、刑法等其他法律調整。慈善法的社會法定位，要求其調整的社會關系以三方關系為特征，或者是捐贈人、慈善組織和受益人之間，或者是志愿者、志愿服務機構和受益人之間，或者是捐贈人、募捐人和受贈人之間。這是傳統慈善轉型為現代公益的歷程中，慈善日益專業化和組織化的必然需求。
慈善法的出臺意味著民間與政府將在社會公益活動、社會服務提供和社會治理等方面協同努力。毋庸諱言，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凸顯。在政府提供基礎公共服務之外，慈善組織將有效提供基礎公共服務不能或者尚未覆蓋的部分，增進社會福祉；在傳統社會管控轉向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慈善組織作為社會組織中的代表，將有力培育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和承擔公共責任的精神和意識；社會公益活動更是慈善組織最為擅長的領域，因為其宗旨和使命就在于此。以扶貧濟困為例，當下國家正啟動精準式扶貧發展攻堅戰，然而貧困問題的解決不僅是政府的職責，也需要社會參與，慈善組織將一如既往地投身于此。
慈善法規制的主要是慈善組織。其中有賦權的內容，例如慈善組織的登記將變得便捷，被詬病已久的雙重管理體制被改變為直接登記制；再如原有登記環節“一登定終身”以確定公開募捐資格的做法被摒棄，所有符合條件的慈善組織都可以申請獲得公開募捐資格，這將有效促進慈善資源的合理配置；還如，明確慈善組織的財產是法人所有權，將有效地厘清慈善組織與捐贈人、受益人及其他法律主體在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當然還不能忘了稅收方面的突破，企業的公益捐贈允許結轉以后三年內繼續抵扣，將鼓勵企業進行大額捐贈。當然也有規范與限制：一者，慈善組織的治理結構中增加了關聯交易規范和增值保值的限制；二者，獲得公開募捐的慈善組織也將在財產使用、募捐規范和信息公開等方面承擔更為沉重的義務；三者，慈善組織在保護捐贈人和受益人的權利方面也要承擔起其應負的責任。頗有意思的是，慈善組織的成本控制成為慈善法草案審議過程中的焦點。嚴格限制成本的主張與留有社會選擇的觀點針鋒相對。最終慈善法采取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立場，在明確限制具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管理費用的同時，允許特殊情況下適用特殊規則，同時將其他類型的慈善組織的管理費用標準授權民政部會同其他部門予以制定，在確保慈善組織的非營利性同時，尊重慈善組織的專業性和多樣性。之所以如此設置規則，源于權利義務一致的原則。“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慈善組織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募集社會資源，乃至調動志愿者，因此僅憑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經不足以處理各種法律關系，法律規制應運而生。
當然慈善不是慈善組織的特權。慈善法對于慈善組織以外的從事慈善活動的途徑予以了肯定。城鄉社區組織、單位內部開展的群眾性互助互濟活動、慈善組織以外的其他組織開展的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動都不受慈善法的限制。政府、志愿者、捐贈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媒體、網絡服務提供商、慈善行業組織在慈善法中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權責邊界。
慈善法的立法過程體現了“開門立法”的智慧、膽識和氣魄。自起草慈善法草案以來，立法機關充分征求各界意見，細心聆聽各方訴求，力求提高立法質量。目前頒布實施的慈善法盡管未能盡善盡美，但是內容全面、框架合理、有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依然不失為一部善法。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慈善法的實施還有賴于相關配套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實。我們期待在這一過程中，能夠一以貫之“開門立法”的模式，集眾人之智慧，鑄慈善之善法。（金錦萍 北京大學法學院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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