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十年磨一劍，近日終于塵埃落定。作為一部貫通古今、融匯中西以及適合我國國情的慈善事業根本大法，慈善法在立法之前的積極征詢、立法過程中的廣開言路以及最終定稿的審慎嚴謹都使得這部法律更加富有社會性并且充滿善治氣象。然而，圍繞慈善法的相關討論卻并未因其出臺而結束，諸如個人不能發起公開募捐、慈善組織管理費用比例等熱點話題依然在媒體上持續發酵。這些爭議集中反映出傳統慈善與現代慈善的理念沖突，預示著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在這一背景下，對現代慈善理念進行詮釋既是慈善法制定的題中之義，也是向公眾普及慈善文化、在全社會范圍內達成基本共識的客觀要求。
現代慈善是指以慈善組織為中介而發生的對陌生他者的倫理關懷，其基本理念是權利保護、組織運營、分工協作和契約精神。一般而言，現代慈善的發展歷程要經歷共同體本位向個人本位，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共同體本位主要依托宗族、行會、教會、村社等形式開展慈善活動，以血緣、業緣、信仰和地域為紐帶。在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沖擊下，共同體本位因其阻礙個體公民意識的形成而瓦解，個人本位成為慈善事業的主要載體。但中國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使得個人本位始終難以跳出私益的窠臼。所以，我國盡管有漫長的慈善歷史，但慈善活動很難得到廣泛持久的傳承，更沒有滲透到大多數社會公眾的自覺意識和行為之中。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呼喚個體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型，并通過社會本位實現個體本位的改善與優化。慈善法的出臺充分彰顯了現代慈善的新理念，為社會本位為核心的現代慈善創造了積極外部制度環境，開辟了慈善事業新篇章。
權利保護。建立在人本價值基礎上的人權保護是現代慈善的倫理基石，慈善法針對個人為不特定群體開展的公開募捐與個人為自身及親友等發起的社會求助采取了區別規制方式，充分體現了對公民財產權與公民結社權的憲法保護。在以往情況下，對于個人發起公開募捐后濫用善款等行為，只能對受捐人進行道德上的譴責，無法通過法律對其加以制約，捐贈人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禁止個人發起公開募捐依據個人財產不可分離原則，可以對多數人從事慈善活動的原動力形成保護。規定個人發起公共利益的募捐權利由直接變為間接，不僅為慈善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便利，實際上也是對公民結社權利的保護。
組織運營。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要求慈善事業通過有限資源的投入帶來撬動式改變，相應地催生了專業化與職業化的社會需求，一個突出表征就是大量具有以公益為目的，采取組織模式運作的慈善組織成立。作為聯系捐贈者和受捐者的中介力量，慈善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是現代慈善事業的核心主體。慈善組織的存在降低了慈善服務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有效避免慈善資源的浪費。借助組織化方式運營，公民慈善權利的行使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捐贈者的善良愿望也能得以實現，慈善活動也因此獲得了生命力。
分工協作。現代社會的形成過程也是社會主體逐步分離的過程，現代慈善的發展由以一對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與受助者的分離，建構起三方關系為特征的慈善主體關系，包括捐贈人、慈善組織和受益人之間，志愿者、志愿服務機構和受益人之間，或捐贈人、募捐人和受贈人之間。這種分離同政府與市場分離，政府與社會分離一樣，意味著分工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社會分工帶來了專業的服務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協作過程的平等自主關系使捐助者與受助者在心理、人格尊嚴等方面不平等的定勢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
契約精神。當代中國慈善事業出現諸多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契約精神”的缺失。由于缺乏契約精神，主管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捐贈者可以隨時不履行捐贈承諾、慈善組織可以背棄誠信謀取個人私利等，不一而足的不道德行為給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極大傷害。從私人契約和社會契約角度出發，慈善法分別明確了主管部門、慈善組織、捐贈人和受益人的契約責任，在控制公權力，保障和維護人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慈善事業的發展代表了人類向善的不懈追求，推動人類文明和社會不斷進步。當前我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慈善法不僅深刻體現出慈善事業自身的制度變遷與創新，還助力政府和市場行為的轉型并調動最廣泛的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李健 中央民族大學基金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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