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思考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我們越來越重視提升國家發展的文化軟實力，以及促進中國文化能夠更好地走出去。其中一項重要的文化發展戰略是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和擴展其影響力，提出具有學派意義的創新思想，樹立自身的學術話語，形成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在與世界學術界交流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并不斷地走出去。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開始是與國際學術界接軌的階段。這一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和世界學術界的學習和交流，推動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世界接軌。為了實現這種接軌，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得到恢復和建設，一批海外留學歸國的專家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國際接軌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這個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把西方的學術理論簡單拿到中國不一定適用。因此，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推動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希望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主要概念和理論框架應用于解釋和回答中國問題。
但是很快，我們也發現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可能會出現水土不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話語中的一些問題可能不是我國面臨的真實問題，簡單的中國化可能會帶來問題誤用。同時，用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一些理論解釋和指導中國發展，可能是似是而非，不能正確說明中國發展的自身前提、內在邏輯和發展機制。因此我們越來越需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增強中國學術的自身話語來理解中國現象、認識中國問題和推動中國發展。同時，隨著中國國家力量的崛起，中國的學術思想的知識發現和理論自覺也同時發展。因此，增強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話語能力，強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影響力，和實現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走出去，成為當前時期我國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
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的一個最核心的杠桿是中國學的發展。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正在積極地發展崛起，但是中國文化的崛起和中國經濟的發展崛起還不適應。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是中國人的安心立命卻更加彷徨；中國在世界上的力量增強了，但是在世界上的道義感召力和價值引導力卻相對不足；關于中國發展的著作論文更加成為熱點，但是具有自身思想突破和理論創建的成果還顯得薄弱。解決這些內在矛盾，需要我們更加重視文化建設和學術發展，重視發展基于中國本土實踐的當代中國學，才能夠適應中國的崛起，并且適應中國更好地走向世界，成為世界的大國和強國。
中國學本身是以中國文化發展為核心關注和根植于中國土壤的知識體系。中國學延續中國文化的歷史文脈，也和國際學界有豐富的交流和對話，我們也長期從漢學和海外中國學中吸收營養。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學本身在不斷豐富和變化，國外的中國學從重視中國文化和文史哲，也開始更加重視中國研究。鑒于中國學和中國文化的緊密內在聯系，中國學的不斷發展就標志著和支持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也就是說，實現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歷史使命，我們需要推動發展一個具有時代特點的當代中國學。對于推動發展當代中國學，我打算從中國學和國學、漢學、中國研究、海外中國學等概念入手談若干看法。
第一，提倡發展當代中國學，不是對傳統國學的簡單回歸，更不是對傳統國學的政治化。作為新歷史時期的“國學”，它不是對傳統故紙堆的簡單整理和重復，當代中國學是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對傳統文明思想的再發現和再創造的過程。所以當代中國學不能簡單定義為國學，當代中國學必然是傳統國學的創造性轉化，是對傳統國學的揚棄和發展。
第二，當代中國學的內涵也并不單單是漢學。相對來說，漢學更加偏重于文史哲的研究，而純粹的文史哲和社會經濟生活的距離相對更遠。當代中國學除了需要增強對中國語言、文字和藝術的研究和發揚，也應該強調與中國偉大和豐富的社會經濟實踐相結合。這種差別也就是Sinology和China Studies的區別，發展當代中國學更需要吸納對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在包容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整體視野中，進一步增進中國研究的時代意義。
第三，提倡發展當代中國學，不應單純著眼于海外的中國學，而應該更加發展基于本土的中國學。中國學在世界學術體系的外在參照中，很大程度上是海外中國學，是海外學者研究中國。例如西方的學術觀點和分析方法，包括海外資料來研究中國，能夠對中國研究提出有益的啟發。當代中國學通過充分地和國外學者進行討論，跟國外的中國研究學者進行討論得到發展。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海外中國學對于中國研究的一些認識和判斷，可能并不一定很準確，因為他們缺乏對中國發展的切身體察，而且他們用的一些數據可能也是經過扭曲的、或者比較陳舊的數據。所以挾洋自重或者食洋不化可能也有不利的方面。在一些國際學術文獻中，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文章在學術上表述非常規范，但是應用于中國的現實卻并不貼切。當下學術界過分強調在國際期刊發表文章，進一步強化了這個趨勢，相反大量的中文學術成果中卻不乏代表中國研究最高水平的作品。
因此，當代中國學更加強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要能夠有自己的知識創建能力和影響能力。當代中國學當然不是盲目的本土主義者，需要積極地和世界學術界進行溝通、交流和學習，但是中國學的根本生命力仍然是基于國家發展的本土土壤，基于對中國本土實踐的深刻體察。當然，關于強調本土認知的當代中國學發展，并不是說本土學者研究本土就是中國學研究本土化了，如果用的概念仍然都是舶來的，那么這樣的中國學仍然是進口的中國學，或者是進口轉外銷的中國學。當代中國學的發展，需要體現出本土的概念和本土的理論思想，關鍵需要學術的創造力和學術的創新力，這構成對我國學術發展的巨大要求和挑戰。
當前國內的學術研究，還并沒有充分地樹立起這樣一個本土中國學的雄心和本土中國學的建構，因為我們現在的知識架構和理論體系基本都是舶來品。這些舶來的理論體系中合理有用的方面當然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但是這些舶來品概念在相當大程度上對于解釋中國問題和對于推動中國發展是沒有用的，甚至是南轅北轍的，這也要求發展基于本土的當代中國學顯得非常迫切和必要。相對于借鑒學習海外中國學，只有充分發展本土的中國學，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國進步。
本土中國學為什么從本質上臂海外中國學更有優勢，因為中國學的發展需要基于實踐經驗的整理和基于第一手材料的發現。一些在海外保存的中國問題史料，能夠對中國學研究提出新的發現和新的借鑒，但是立足中國，特別是立足中國所正在經歷的巨大轉型，結合中國實際的資料和數據的收集整理和發現，對于當代中國學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從某種意義上上，應該尤其重視對中國當代發展轉型的各種活生生的材料，整理相關的資料庫和數據庫，才能在這個巨大變革的時代中，促進中國學和有關學術的極大發展。
第四，在提倡發展當代中國學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重視世界的中國學，更要重視中國的世界學。世界的中國學是用一種邊緣科學和區域研究的視野來看中國研究。目前國外的中國研究基本上是在區域研究的框架下來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發展，這樣的知識體系結構實際上限制了中國學的發展路徑。應該更加強調一種中國的世界學，就是從中國的視角來看世界問題。當前世界和人類社會面臨各種各樣突出挑戰，因此中國的世界學的意義在于，不是從周邊看中國，而是要從中國看周邊，從中國理解歷史，從中國理解世界，用中國學術的觀念思想來看待世界所面臨的包括全球變化問題、金融危機、世界體系變化等等問題。使中國學術從應用西方概念和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的階段，轉變為世界構造問題和構造解決問題的路徑的階段，對影響世界共同關心和影響世界發展重大問題提出看法和路徑，這樣的中國的世界學的眼界，才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的根本道路，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夠建設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
因此，當代中國學的發展只有在這樣一個本土的和實踐的基礎上，在這樣的一個匯通中西的基礎上，而且在整合不同學科的共同探究的基礎上，當代中國學的發展才能夠成為影響世界的知識體系，并才能從學術上支持中國真正實現大國崛起。（任遠：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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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是理論創新成果的核心和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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