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在剿匪反霸時期的照片
焦裕祿精神猶如一座豐碑巍巍矗立。習近平同志曾動情地說：“我們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祿精神的影響，是在焦裕祿事跡教育下成長的。我后來無論是上山下鄉、上大學、參軍入伍，還是做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影視作品中有關焦裕祿事跡的很多，有關他早年的經歷卻少有人知，我們試圖從他本人手書的有關檔案材料中找回一個早年的焦裕祿。
焦裕祿親筆寫的自傳手跡
喝闞家泉泉水長大的“祿子”
今天，地處魯中博山的北崮山村因為出了個“縣委書記的榜樣”、“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而聞名遐邇。北崮山村也因此辟有焦裕祿紀念館。近年來，來此參觀者絡繹不絕。
這座小小的四合院，曾承載了焦裕祿的年少悲歡，承載了一段段讓人敬仰和刻骨銘心的記憶……從焦裕祿故居那狹小的房間和擺設的簡陋家具中，可以想象出早年焦裕祿家庭生活的窘迫。
1922年8月16日黎明，博山縣北崮村的一間草房里，貧窮的青年夫婦焦方田、李星英，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男孩。
焦方田的父親焦念禮，因為祖輩不識字，深受地主惡霸的剝削、敲詐，便巴望著孫子將來不受苦、不受壓迫，能夠過上豐衣足食的太平日子，特地請來私塾先生，給小孫子起了個飽含美好愿望的名字———“裕祿”。焦念禮傾其所有，慷慨地招待了私塾先生一頓蘿卜丸子和豆腐湯。
焦裕祿天資聰穎，很討鄉親們喜愛，長輩們都親切地叫他“祿子”。
今天說起焦裕祿，北崮山村的男女老少無不懷著一種崇敬的心情，向外來的人傳頌著他的故事，表達著老家人對他的追思。
現存于河南省檔案館的焦裕祿本人分別于1955年4月填寫的“黨員干部簡歷表”與1955年12月26日親筆撰寫的《干部歷史自傳》，對還原焦裕祿的早年生活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焦裕祿在自傳內是這樣概括他的家庭的：“從出生到15歲，家庭有15口人，15畝地，牛2頭、騾子1頭，房子20余間。全家依靠種地生活，農閑時開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資金大部是外債。”
焦家在北崮山算是大戶，這個家族自河北棗強、山東章丘與萊蕪輾轉遷至北崮山。生齒日繁，合族分為十支，焦裕祿這一支為“長支”。焦裕祿所說家中15口人，包括了太奶奶、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叔叔、嬸嬸和他們的兒女。
焦裕祿在自傳中提及了自己讀書時的情況，他寫道：
8歲(1931年)入本村小學(焦裕祿自傳中自填出生于1923年)，12歲小學畢葉(業)，考入南古(崮)村第六高級小學，15歲高小畢業。在學校階段，因家是幾輩子老農民，與地主階級子弟入不上伙，并時常受他們壓迫和歧視。任何組織未參加過，只知道好好讀書，在學校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國民黨編制的課本，教師對我們貫(灌)輸的思想，是擁護蔣政權。教師也對我們講當亡國奴痛苦，也宣傳要抗日，但抗日救國必須依靠蔣政權，因當時對蔣介石建設中國抱很大幻想。
與焦裕祿同班的同學李洪生晚年對焦裕祿的好脾氣、好性格稱贊不已：他沒有不合的人，無論那人什么性格。而且他樂于助人，沒有不愿辦的事，沒有辦不成的事。焦裕祿的同桌同學李安祥也曾回憶說：“南崮山學堂四年級之前為私塾，自五年級起，念洋書。當年，男同學信服他，女同學信賴他，老師信任他。”
焦裕祿的母親賢惠、勤勞，經常教小兒子認識并采挖馬齒莧、花薺菜、灰灰菜、苦苦菜等野菜，做成野菜粥充饑。崮山下有一眼泉，名闞家泉。喝闞家泉泉水長大的焦裕祿小時候在泉邊曾留下許多美好回憶。
焦裕祿的作文《闞家泉的風景》曾在學校引起轟動。作文中寫道：“仁者愛山，智者樂水。我欽佩那些為國建立過功勛的仁人智者，更愛哺育過無數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念我喜愛的，就是岳陽山南山腳與崮山西山腳交匯處的闞家泉……”
因為這篇作文，焦裕祿成了學校的小名人，大家心目中的才子。
1953年5月12日，歡送裕祿（前左二）、克剛二同志合影留念
一言難盡的悲苦青春
位于淄博市博山區崮山鄉北崮山村北頭的焦裕祿紀念館內，展示著焦裕祿青少年時代的故事時配上其干革命的圖片。
焦裕祿在后來所撰寫的自傳寫道：“看到日本鬼子勢力那樣強大，國民黨，還有其他各種隊伍雖多，但只向老百姓要糧要錢，無人敢抵抗鬼子。自己只好老老實實地當亡國奴，但仍然幻想蔣政府還能回來將鬼子打跑。”
1938年，焦裕祿的父親和叔叔分灶另過。據焦裕祿后來記述，當年“漢奸、國民黨游擊隊四起，苛捐雜稅嚴重……除靠種地生活外，哥哥到八陡村商店學徒，我擔扁擔、推小車，正(掙)些錢補助生活”。
當時國民黨、漢奸、地痞流氓隊伍四起，誰來都要糧要錢，不給就搶就打，老百姓說不定何時便被抓去，受罪還得花錢才能出來，老百姓受壓迫沒有辦法，便加入了一個李姓人為首組織的紅槍會，一起抗日自衛，焦裕祿也成為其中一員。
“那時候鬼子經常來北崮山這一帶掃蕩，漢奸和國民黨也來要糧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沒法，南崮山村李星七組織了個紅槍會，起來抗日自衛。我跟焦裕祿一起入會了。”村民陳壬年日后回憶道。焦裕祿在“干部歷史自傳”的介紹中這樣敘述：“入會(紅槍會)后不準吃蔥韭芥蒜、不吃肉、不準和女人同床睡覺，每晚燒香叩頭，打仗時便槍刀不入，周圍幾十個村子很快組織起來數千人，每人持一紅纓槍，站崗放哨。”
1941年，山東地區遭受嚴重旱災，莊稼絕收，焦裕祿一家整日饑腸轆轆。有關傳記中曾寫道：保長以抗日為名，來焦家收5塊銀元的地方稅，焦家交不出，本村的一個財主就強迫焦裕祿的父親焦方田將2畝地“命根子”賣給他，焦方田老實憨厚，被逼得走投無路，當晚懸梁自盡。
焦裕祿日后的記述是：“(一九)四一年，家庭沒啥吃，又欠下了外債，我還要結婚，父親終日愁悶，秋天上吊自殺了。”
1942年6月下旬的一天，天氣很熱，焦裕祿剛吃過早飯，聽到門外狗叫得很厲害，他光著膀子到門口一看，兩個鬼子與一個漢奸翻譯正在看他家的門牌。他在自傳中這樣詳細敘述：
我見勢頭不對，出了大門向南拐，想跑掉。但未及走，從南街走來兩個漢奸便衣，各持手槍迎頭碰上，用槍指住，將我抓住，叫帶路找一開小鋪的焦念鎬。到了焦念鎬小鋪，人早已跑了，漢奸將小鋪錢紙煙葉收拾一光，便帶我到了村外汽車跟前，我一看，汽車上已捆滿了鄰近村老百姓，我對門一家的一個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車。鬼子漢奸還正從各街向汽車跟前抓人。我被捆上汽車。一回(會)又從外村開來很多汽車，一起開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趙家后門日寇憲兵隊。從此開始殘酷的地獄生活。
焦裕祿親筆撰寫的自傳長達近萬字，紙已發黃，十分松脆，大有一碰即破的嬌貴，但筆跡清晰，字字血、聲聲淚！
在焦裕祿寫給黨組織的干部自傳內，被日偽扣押的經歷占據了最大篇幅，可見其內心陰影和受迫害之嚴重。他在《參加革命前的情況》介紹中也記載了相關遭遇：“……十二月(1943年1月)又用汽車拉到張店憲兵隊，一個月后又送到偽救國訓練所，住半月檢查了身體，發給了棉衣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