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個別杰出人物外，民國學術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
在社會上出現“民國（小學）教材熱”時，有記者問我：“為什么民國時的大師會編小學教材？”我告訴他，那時編教材不需要哪個政府主管部門批準，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對編者是按印數付版稅的。所以編教材的版稅收入一般遠高于學術著作，如果能編出一種印數高、通用時間長的教材，編者等于開發了穩定的財源，何樂而不為？至于“大師”，這是現在對這些編者的稱號或評介，當初編教材時，他們還不具備這樣高的身份，甚至還只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近年來，隨著“民國熱”的升溫，一批“民國范兒”的故事流傳日廣，更成為影視作品的新寵。與此同時，一批民國的“學術大師”如出土文物般現身，或者被媒體重新加冕。于是在公眾和年輕一代的心目中，民國期間成了大師眾多、高峰林立的學術黃金時代。
不過如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這樣的“黃金時代”的呈現并不是正常的學術史總結研究的結果，或者是相關學術界的共識，大多是出于媒體、網絡、公眾，或者是非本專業的學者、沒有確切出處的“史料”、人云亦云的傳聞。所關注的并非這些人物的學術成就，而是他們的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社會影響，甚至風流韻事。例如，一講到民國學術言必稱陳寅恪、錢賓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陳寅恪究竟作過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沒有讀過《國史大綱》或錢穆的其他著作。稱吳宓為“大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對他單戀毛彥文的故事感興趣。稱頌徐志摩、林徽因是因為看了《人間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廳”。
其實，民國期間的總體學術水平如何，具體的學科或學人處于何種地位，有哪些貢獻，還是得由相關的學術界作出評價，并不取決于他們的社會知名度，更不能“戲說”。影視創作可以以民國的學術人物為對象，戲說一下也無妨，但他們的真實歷史和學術地位不能戲說。
那么，今天應該怎樣看民國期間的學術呢？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篇章，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關鍵性時期，也是現代學術體系創建的階段，各個學科幾乎都產生了奠基者和創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大師。
從晚清開始，西方的自然科學（聲光電化）被引進中國，在回國的早期留學生與外國學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國期間基本形成了學科體系，建立了專門的教學和研究機構。社會科學各學科也是從西方直接或間接（如通過日本）引進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學科和中國傳統的學問，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學科體系、學術規范和形式后才進入現代學術體系的，如大學的文、史、哲院、系、專業或研究所，論著的撰寫、答辯、評鑒，學歷、學位、職稱的系列與評聘，學術刊物的編輯出版，學術團體的建立和發展。
以我從事的歷史地理學為例，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是沿革地理，屬史學的一個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變化、政區與地名的沿革和黃河等水道的變遷，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尚書·禹貢》。而中國傳統的“地理”也不同于現代地理學，只是了解和研究歷史的工具。只是在現代地理學傳入中國后，沿革地理才有了歷史地理這樣的發展目標，才發生了量和質的進步。上世紀30年代初，大學開的課還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稱，1934年創刊的《禹貢半月刊》的英文譯名還是用TheEvolution ofChinese Geography（中國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為The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國歷史地理）。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創建歷史地理學的倡議，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的博士導師、國際歷史地理學權威達比教授的學科理論和體系的結果。
民國時間的學術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言是有國際標準的。盡管有少數科學家已經進入前沿，個別成果達到世界先進，但總的水平還是低的。人文學科的具體人物或具體成果很難找到通用的國際標準，但如果用現代學科體系來衡量，顯然還處于初級階段。如果在中國內部進行階段性比較，則除了個別杰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至于杰出的個人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天才獲得了發揮的機遇，與整體水平沒有必然聯系。而且歷史上出現過的學術天才，或許要經過相當長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遠不被超越，民國時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這些特殊情況，到了今天，民國的學術往往會被高估。因為每門現代學科幾乎都是從那時發軔或成長的，今天該學科的專業人員，除了直接從國外引進的外，一般都是由當初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來、傳下來的，這些創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陸、以后成為大師的學人，大多是在民國期間完成了在國內外的學業，已經嶄露頭角。盡管他們的成就大多還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國學術水平的代表。
歷次政治運動的消極影響和破壞作用更加劇了這樣的高估和偏見。有的學科和學人因學術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到了改革開放后這門學科恢復，還只是民國時期的成果獨領風騷，一些學者的代表作還是當初的博士、碩士論文。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本來早就應該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學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調整時社會學科被“斷子絕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科徹底取消。等費孝通當了右派，連《江村經濟》也成作毒草批判，從此消失。由于一部分民國學人成了戰犯、國民黨反動派、帝國主義走狗、洋奴、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反黨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們的論著被查禁，像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幾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更年輕的一二代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專供教師和研究生使用的參考閱覽室中看到一些民國學術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學哈佛，才有比較全面了解民國學術的機會。
毋庸諱言，一些人對民國學術的評價、對民國學人的頌揚是出于一種逆反心態。是以此來顯現、批判今天學術界的亂象，表達他們對目前普遍存在的學術垃圾、學術泡沫、學術腐敗的不滿，對某些混跡學林的無術、無良、無恥人物的蔑視。就像贊揚民國時的小學課本編得多好，就是為了對比今天的某些課本編得多差一樣，應該促使我們反思，推動當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壓制這種另類批評。
當然，輿論與公眾出現這樣的偏差，學術界本身也負有一定的責任。本來，學術和學人的史實、學術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應該讓公眾了解，才能獲得應有的尊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學問，也應該用淺近的語言、形象的方法向公眾介紹。在媒體出現不實報道、輿論對公眾誤導時，學術界要及時予以澄清和糾正，要主動提供正確的事實和評價。但由于學術界往往脫離公眾，或者不重視社會影響，對一些本學科視為常識性錯誤或胡編亂造的“史實”不屑、不愿或不敢公開糾正，以至積非成是，形成“常識”。而一旦傳說被某高層領導認可或采用，不但再也無法糾正，學術界某些頌圣人士與風派人物更會從學術上加以論證和提升，反成了不刊之論。
例如，在季羨林先生的晚年，從大眾媒體到全社會無不將“國學大師”當成他的代名詞，有時連他的“弟子”也被尊為“國學專家”，甚至“大師”。在學術界、特別是他的同行和學生心目中，季先生當然是無可爭議的大師，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并不屬國學的范疇，而濫用國學實際是貶低了其他學問，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學和梵文的地位。但誰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眾捅破這一層紙。當我在報紙上發表質疑季先生“國學大師”身分的文章時，好心的朋友勸我應該給老人留點面子。我說：正因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糾正他身不由己的被誤導，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評。所幸不久季老公開表明了他不是“國學大師”，要求摘掉這頂“帽子”的態度。
我還看到過一篇“錢鍾書拒赴國宴”的報道，據說他在江青派專人邀他參加國宴時不僅斷然拒絕，而且謝絕來人為他找的“沒有空”、“身體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當回復江青“就是不想參加”。一些媒體紛紛轉載，使錢鍾書的形象又增添了學術以外的光環。我覺得這既不符合“文革”期間的史實，又不符合錢先生的行事風格，在看到對楊絳先生的一篇訪談后，更斷定這是夸大失實的編造，就寫了批駁文章發表，此后似乎再未見到這則故事的流傳。
對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又有一些不實傳聞，如毛澤東曾多次就邊界糾紛征詢他意見，林彪也向他請教歷史地理。實際上譚先生從未有與毛澤東交談的機會，唯一近距離見到毛的機會是參加他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但因臨時通知不到，等他趕到會場時座談會已結束，大家留著看戲，他看到的只是坐在前排的毛澤東的背影。所謂林彪求教歷史地理，實際是他奉命為“首長”葉群個別講課，當時他根本不知道這位首長就是林彪的夫人。如果我順著這些傳聞擴展，或者保持沉默，完全可以給后人留下學術神話，并且會被人當成史實。所以我在《悠悠長水：譚其驤傳》中如實揭開謎團，復原真實的歷史。（文/葛劍雄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