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一詞，應該是取自于英國心理學家理查德·懷斯曼的《正能量》一書。這本書在青年人中影響頗大，從書的序言和目錄看，似乎是一本針對個體成長和發展的心理學著作。所謂“正能量”，指的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斷追求、讓生活變得圓滿幸福的動力和感情”。書中具有突破性的觀點是：否定了“性格決定命運”、“情緒決定行為”等傳統認知;并提出“人的意念力來自人類自身，來自于人體的能量場，減少不該有的欲望，保持心態的平和，多做善事能增加這一能量場。人的意念越專一，這個能量場就越大”。最終具有“正能量”的人會覺得：“活著是一件很值得、很舒服、很有趣的事情”。 現在的問題是：當我們把針對個體成長與發展的心理學概念——“正能量”移植到社會層面，試圖使其成為一個群體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的概念，甚至要將其作為一種社會規范讓大家來遵從，這樣做是否妥當呢? 回答是否定的。說得嚴重一點，有偷換概念之嫌。 就學術研究慣用的程序而言，對于“社會正能量”這個新概念，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怎樣定義“社會能量”?怎樣定義“社會能量”的“正”與“負”?最關鍵的是，由誰來定義“正能量”和“負能量”?不解決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隨意地說“正”道“負”，顯然都是不負責任的。 慎談“正”與“負” 大家都承認，當代中國社會正走向一個思想上多元、自由的社會。雖然這個評價似乎有點過高，但在具體國情下自己與自己比，已有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對于“多元”和“自由”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據我看來，思想上的認識并不一致。 按照中國社會管理的傳統思維，也許少數社會管理者內心深處并不認為“多元”和“自由”真是好事。計劃經濟造成的管理慣習依賴的是這樣的秩序：“個人服從集體，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已然形成社會階層分化的基本社會格局下，上述“準軍事”的管理方式顯然是有心無力了。然而，這仍然是某些地方上的社會管理者心目中最值得夸耀的手段。為了自己的“政績沖動”，動輒就“重拳出擊”，甚至把敢不敢用非常手段看作是“對執政能力的考驗”，這也是暴力拆遷、暴力城管、暴力截訪……屢禁不止的根源。 因此，隨意地去倡導 “社會正能量”，或隨意地去指責“社會負能量”，在特殊情形下也很有可能異化為：“聽話”為正，“不聽話”為負;“說好話”為正，“話難聽”為負;“不反對”為正，“反對”為負……所謂社會上的“負面情緒、消極思想和不良行為”，其實都有其社會根源。人民大眾誰不愿意正面、積極和優秀，但我們所處的大環境就是一個混沌的世界。對個人而言，不正面、不積極、不優秀其實是很難受的，所以才要找各種機會發泄。 要有“妥協”的精神 在一個多元的、自由的社會中，如何使各種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意見趨于一致，其實最需要的是“妥協”的精神。“多元”和“自由”會使每一個組織和個體都有一個涉及組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氣場，而且都想使自己的氣場最大化。因此，在有限的空間里，各個組織和個人的氣場難免會發生摩擦、碰撞甚至沖突。因此，我們要學會溝通、協商，無論是私人與私人之間，還是公家與公家之間，最重要的還是公家與私人之間，所有事情都應該坐下來面對面地談判解決。談判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擺到桌面上來;第二步，講出支持自己意見的理由;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大家都要從自己原來的立場后退，讓出一個緩沖的空間;第四步，在各自做出妥協的基礎上達成一致，取得共識;第五步，對于達成的協議大家必須共同遵守。 有一個基本原則是，在多元、自由的社會里，不可能有一個既定的最佳解決方案，利益攸關各方都能接受的就是最佳的解決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妥協”是現代社會一個最基本的特征。其實這與我們講的“包容”是一回事，但“妥協”的概念更具操作性。 還有一點要強調，社會管理者必須在“游戲”中扮演規則的制定者和裁判的角色，自身不能陷入參與博弈的任何一方，不能陷入利益關系之中。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任何游戲規則都將失敗。這就是當前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社會管理者實際上有很多方面在與民爭利。 要堅守的不僅是倫理底線 至于“堅守底線倫理”的說法，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認識誤區。一個社會，如果只強調“倫理底線”，其實已經到了“禮崩樂壞”的邊緣。這么講，并非說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如此境地。從近年來歷次大災大難中體現出來的民間社會的公益慈善力量，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個人的，都說明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從來沒有停留在倫理底線上。 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想要說明的是，中國社會對法律與道德的認識也許有偏差。實際上，法律能夠維護的就是倫理道德的底線。也就是說，法律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非要做，那就是屬于社會所不能容忍的行為，就要受到懲治。但是，并不是法律沒有規定的，都可以做。現在盛行“法無禁止即自由”或“法無禁止即可為”，從道德層面來看，其結果就是所有的行為都將趨于倫理道德的下限。而停留在下限，一不小心就會跌入犯罪的深淵。若是將此本來很明確地局限于私域的說法擴展到公域，權貴階層大打“擦邊球”，就更有可能導致這個社會真正走向“禮崩樂壞”。 要滿足人們更高層次的需要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在經濟上取得很大成就，但在社會領域卻欠賬太多，而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都是與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既然我們這篇文章談的是心理和社會心理，那就拿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來解釋當今社會上 “負面情緒、消極思想和不良行為”的來源。 社會心理學中著名的馬斯洛“需要層次論”將人的需要分成了5個層次，由低到高的排列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歸屬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馬斯洛的理論還總結出一個有關“需要”發展的規律：一般來說，一個較低層次的需要相對滿足了，人們就會轉而尋求高一層次需要。此時，追求更高一層次的需要就成為驅使和激勵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力。 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中國人的需要層次正在發生變化，如今中國人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所以正在追求更高層次的安全、歸屬和尊重。但是，這樣的發展規律并沒有得到尊重。且不說人們熱切期盼的“社會分配方案”從2005年討論至今尚未見分曉，就是“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剛剛搭起架子，馬上就又出來“延遲退休年齡”的笨招，人們因(經濟)安全的需要而感受壓力，因歸屬和尊重的需要而溢于言表。應該指出的是，這些社會現象都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如果要用“正”或“負”的社會能量來褒貶之，恐怕都不恰當。 再贅述一次孟子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得天下在于得其民，得其民在于得其心，而得其心就要想民所想，他們想要的就給他們并且幫他們積聚起來，他們不想要的就不要強加于他們，治天下的道理就這么簡單。 (唐 鈞/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