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兩會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窗口,它起到的作用也不僅是表面的展示,更是政治運行的透明和公開。 六份報告提請人大審議,公諸報端,告訴公眾做了什么、要做什么;從國家總理到各部門領導現身發布會,回答記者全方位提問;億萬人民通過媒體、網絡參與互動,難點熱點牽動人心……正如網友在微博上的感慨,“今年兩會,政治變得離我們這么近”。而代表委員也感受到了這股潮流:“議案和建議紙”封面上設置了關于公開的選項,不少代表都在“全文公開”前劃下小鉤。 長短鏡頭的關注,微博微信的直播,讓兩會日益成為一個“沒有墻的會場”。正是這種開放氣質,讓代表委員、政府官員適應了億萬人民的目光,“走出辦公室”后更顯從容。新聞發布會上,即便記者提問越來越尖銳,發言人也總能從容應對;曾經被哂笑的各種“雷提案”“囧議案”越來越少,有質量、接地氣的發言常讓人耳目一新……主動適應也好,倒逼前行也好,只有能力和水平與時俱進,才能更好地擁抱這個開放時代。 變化不僅在會場內。從參與網絡討論到關注“三公”經費,公眾也成長為更加成熟的政治主體。放在10年前,恐怕沒有人會想到要在網上向代表委員甚至總理提個問;放在5年前,恐怕也少有人細細研究預決算報告,看看政府究竟怎么花的錢。以兩會為代表的政治公開大潮,提升著公眾對民主的理解,也激發出公眾政治參與的熱情和水平。 應該說,社會的民主素養與政治的公開程度,已經進入了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一方面,公開越充分、越及時,越能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在不斷實踐中提升民主素養;另一方面,公眾的民主意識、民主實踐,也對公開提出了進一步要求,促使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更科學、更完善。從這個角度看,每年的兩會,既是公開的窗口,也是參與的平臺,更可謂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訓練的課堂。 的確,民主是需要訓練的。1917年,孫中山就曾深感國人不知如何開會,出版了《民權初步》一書,全面具體地介紹開會的程序和規則。民主理念需要培育、民主能力需要訓練,而公開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方式。恰如托克維爾所說,如果一個人能參與討論決定修一條通向他家的路,無需解釋他就能發現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系。 實際上,民主不僅是政治形式,更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生活方式。有學者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公民不可能都互相認識,但“相互聯結的意象”卻存于每個成員心中。對于生活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人們來說,公開,以及公開之后的參與,正是重要的“聯結意向”,能筑牢國家認同的屋頂,培厚政治信任的土層,達到盧梭所說的境界:一個透明的社會,人的心可以溝通。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公開的要求更引人注目:建立權力清單制度,部門預算公開到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所有財政撥款的“三公”經費都要公開……更廣更深的公開,必將帶來公民的參與、互動和共建,真正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張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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