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19日以所謂“網絡商業竊密”為由公然宣布起訴5名中國軍官，令世人震驚。這一出唱了多年的“中國網絡竊密”鬧劇，除了抹黑栽贓、肆意誣蔑外，了無新意。 人們不禁要問，就在斯諾登事件余波未平，美國大規模網絡攻擊和監聽世界各國的勾當大白于天下，成為千夫所指之際，美國為何還敢于拋出東拼西湊的“起訴書”，倒打一耙？美國人其實有備而來，早早就挖空心思編湊出了新的邏輯。美國宣稱，絕不會從事以獲取商業利益為目的的網絡竊密活動，其開展的情報活動僅僅出于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這是“國際慣例”，將繼續做下去。即便美國在上述活動中觸及商業情報，也不會將其與美國公司分享，以使美國贏得商業優勢。乍聽起來，美國的辯解義正詞嚴，邏輯也有點唬人，但終究經不住推敲，漏洞百出。 按照美國的邏輯，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可以忽略不談，傷及商業利益的活動則罪不可恕。試問，國家安全利益與商業利益究竟孰重孰輕？在各國致力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當今，商業利益越來越重要，毋庸諱言。然而，國家安全涉及一國社會經濟生活綜合安全，事關各國的國計民生甚至國之安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家安全何來商業利益？獲取一國國家機密的情報活動損害國家安全，無論如何不比損害商業利益的情報活動來得光彩。但在美國口中這卻成了可以堂而皇之進行的“國際慣例”而不足掛齒，反倒是損害商業利益的情報活動應該受到千夫所指。這種本末倒置的邏輯無非是美國為自己開脫所量身定制的借口，自娛自樂罷了。 退一步講，即便是美國人口口聲聲要維護的商業利益，美國人的記錄也并不清白。根據斯諾登披露的信息，美國政府曾通過網絡大肆竊取巴西能源公司和德國西門子公司信息。美國還曾通過網絡竊取中國電信運營商等高管人員的通信信息，入侵清華大學教育主干網、香港大學數據庫等獲取大量信息，入侵中國三大運營商系統，獲取中國手機用戶百萬余條短信。這些海量信息當然包括商業情報，涉及巨大的商業利益。況且，連美國人自己都說，不會將涉及商業利益的情報與美國公司分享，實際上已明明白白地承認美竊取了他國商業秘密的事實。 面對上述種種，美國又辯稱，即便其獲取的情報涉及商業利益，也不會將情報與美國公司分享，極力將自己裝扮成“先知圣賢”，卻顯得蒼白而滑稽。連美國民眾可能都會反問，把費盡周折竊取來的情報存之不用，何苦為之，豈不白白浪費了納稅人的錢？事實上，早在10多年前，歐洲議會的公開文件就列出了多樁美國情報部門通過網絡竊密為美國公司服務的案例。據媒體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就曾截獲空客公司與沙特政府合同談判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交給了波音和麥道公司，致使空客公司丟掉了這筆價值60億美元的訂單。 請美國不要再自我陶醉于這些賊喊捉賊、指鹿為馬的三流把戲。為了轉移國際視線和壓力而拼湊出來的驚悚故事，掩蓋不了美國在網絡空間的真實意圖。像現實空間一樣，美國追求的是網絡空間的絕對行動自由。美《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已明確把網絡空間作為第五大行動空間，成立了全球首支網軍，制定網絡戰規則，并成為首個遂行網絡戰的國家，以“震網”病毒重創伊朗核設施。美國死守全球互聯網“總開關”，憑借對根服務器和互聯網地址等關鍵資源的絕對掌控，對他國形成壓倒性技術優勢和單向透明。 種種事實表明，攫取網絡空間控制權，借此延續美國的全球霸權，是美無法掩蓋的野心。為遂此夙愿，美費盡心機制造一個“全球公敵”并定時更新“全球公敵的故事”。然而，在網絡空間是與非的法庭上，誰是被告，誰是原告，豈是美國的一紙“訴狀”所能混淆的。（吳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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